思想意义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苦”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池肉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苦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苦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苦”，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苦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苦”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苦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苦”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苦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苦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柳永是北宋著名词人，其词作以描写旅况乡愁和离情别恨为主要内容。《雪梅香》（景萧索）一词写游子的相思之情，在柳词中虽属雅词，但是感情洋溢，明白如话，风格与其俚词是一致的。词中描写一位客居他乡的游子，正当深秋薄暮时分，登上了江边的水榭楼台，凭栏远眺，触景伤情，追忆过去的幸福时光，无限思念远别的情人。词的上片写词人登楼之所见：高远的晴空，映衬着萧条冷落的秋景，深深触动了词人的悲秋之情。不禁想道：当初宋玉作《九辩》时，心绪大概也是如此吧！“渔悲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对仗十分工巧。渔悲、水村勾画出一幅江边的萧索秋景：碧色的烟柱孤独地飘忽在寒意渐浓的秋气里，如血的夕阳染红了斑斓的落叶，红色的叶片随着萧瑟的秋风上下飞舞。这里，词人用秾艳的色彩把悲秋的哀愁充分地体现出来。“愁红”在古代诗词中多用来描写被风雨摧残的鲜花。但这首词中的“愁红”，当是指落叶而不是花。首先，既然已见残叶飞舞，当是暮秋时节；而残叶都已飘落，恐怕残花早已化作香尘了吧！再者，这两句词是工整的对句，前一句的“寒碧”是描摹孤烟的色彩，那么，这一句的“愁红”也当是形容残叶的颜色，而不应脱离“残叶”去牵扯落花。然而，这里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寒碧”和“愁红”这两个表现色彩的词还能引起人们进一步的联想。“寒碧”，暗示情人紧蹙的双眉；“愁红”，借指情人憔悴的愁容。古代女子以碧色画眉，因此，古诗词中也就常有这样的描写，如唐人张泌《思越人》词：“东风淡荡慵无力，黛眉愁聚春碧”；古人更常用“愁红”比喻女子的愁容，如顾敻《河传》词：“愁红，泪痕衣上重。”碧色是令人伤心的颜色，又是女子画眉的颜色，所以，词人由袅袅上升的一缕碧色炊烟联想到情人的黛眉，由被夕阳染红的落叶想到被风雨摧残的落花，进而联想到分别时情人带泪的愁容，也便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下片首句就写道：“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别后愁颜”照应“愁红”，“镇敛眉峰”照应“寒碧”。一个是明白描写，直抒深情；一个是暗中达意，景中关情，词人对其情人的真诚眷恋于此可见一斑。词人把视线从岸边移到江上：辽阔的江天，一抹斜阳浸入万顷波涛之中，江水缓缓地流向远方。这几句描绘“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江景，怀人之情尽在不言之中，读者从中不难体会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意趣。词人在下片直抒胸臆，回忆昔日与情人欢会的幸福，无限怅惘，相思愈深。词人迎着江风而立，脑海中浮现出情人的音容笑貌，雅态妍姿。或许当日正在相聚小饮，清歌婉转，妙舞翩翩；或许正在花前月下，两情缱绻，欢度春宵，然而，突然到来的别离，使热恋的情人“顿乖雨迹云踪”。过去的幸福已成为美好的回忆，在这肃杀的秋天里，暮色苍茫，客居他乡的词人只能独倚危楼，悲思绵绵，怅憾难言，相思难遣。这复杂的情感在胸中汹涌，犹如面前奔腾的大江。无可奈何的词人只能托付远飞的大雁把这相思之情，悲秋之感，游子之心带过江去，传达给自己的心上人。结语包容了词人的欢乐、忧伤、回忆、希望、幻想，总括全词意蕴，韵味深长。
读者不禁感叹：若非亲感身受的真实思想感情，怎能写出如此披肝沥胆，情重意浓的词句！柳永终生落魄，怀才不遇，走马章台，混迹青楼，过着“诗酒风流”的日子，是封建时代的真正的浪子。从其《乐章集》中诸多诗词来看，他与妓女交好，不似那班轻薄子弟以玩弄女性为目的，而是极重感情，怜之，爱之，思之，念之，情深意笃，感人肺腑。这类作品不仅《雪梅香》一词，它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等等，不胜枚举。柳永的真情换来了同样的真情。他因写俚词被统治者排挤出上流社会，下层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妓女们却喜爱他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南宋叶梦得语），就是明证。柳永生前家无余财，死后由几个妓女合资才得以入殓成葬，这当可以看作是对柳永真诚的报答吧！
全诗共分五章。
第一章是诸侯上朝之前，身为大夫的作者对周天子可能准备的礼物的猜测。“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诗人以采菽者连连采菽，用筐用筥盛取不停起兴，整首诗欢快、热烈、隆重的气氛从此定下了基调，读者的情绪也随之进入这一特定场景。“君子来朝，何锡予之？”意思是：诸侯来朝，天子会以什么样的礼物赐予他？诗人是见过大场面的公卿大夫，按照常规，“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四句无疑而问，复沓申述，两次自问自答，进一步渲染气氛，让人感到即将来朝的诸侯声势之隆。
如果说第一章是诗人虚拟的盛况，那么从第二章开始便进入实景的描绘了。
第二章是诗人见到的诸侯来朝之时极为壮观的场面。开始两句“觱沸槛泉，言采其芹”，用自下而出的槛泉旁必有芹菜可采兴君子来朝之时也有仪从可观，是起兴，也是设喻，黄焯说“槛泉采芹，既为即事之兴，亦即譬喻之兴”（《诗疏平议》），是也。“君子来朝，言观其旂”，威仪之现，首先在于队列之前的旗帜，“其旂淠淠，鸾声嘒嘒”，远远见到风中旗帜猎猎，更有响声中节的鸾铃之声由远及近，“载骖载驷，君子所届”，或驷马或骖乘都井然前行，来朝的诸侯已到眼前。
第三章全用赋法，铺排诗人近观诸侯朝见天子时的情景。“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赤色的护膝，裹腿的斜布是合乎礼仪的装饰，“彼交匪纾”完全是一付雍容典雅的仪态。既有如此声威，进退又合礼仪，天子当然是赏赐有加。“乐只君子，天子命之；乐只君子，福禄申之”，四句是诗人所见，也是诗人切合时地的恭维话，并以此引发以下两章。
第四章是诗作者对来朝诸侯卓著功勋的颂扬。“维柞之枝，其叶蓬蓬”是起兴，用柞枝蓬蓬兴天子拥有天下的繁盛局面和诸侯的非凡功绩。“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平平左右，亦是率从”，从天子邦国的镇抚到邻邦属国的治理，竭尽铺排之能事，以此表达对来朝诸侯的无限赞美之情。
最后一章是大夫美诸侯之辞。前两句“泛泛柏舟，绋纚维之”，以大缆绳系住杨木船起兴，并让人联想到诸侯和天子之间的关系是依赖相互间的利益紧紧维系在一起的，诸侯为天子殿国安邦，天子则给诸侯以丰厚的奖赏。“乐只君子，天子葵之；乐只君子，福禄膍之”；是其所创功勋的自然结果。“优哉游哉，亦是戾矣”，两句对诸侯安居优游之态充满艳羡。
全诗虽时有比兴，但总体上还是用的赋法。从未见君子之思，到远见君子之至，近见君子之仪和最后对君子功绩和福禄的颂扬，可概见赋体端倪。整首诗为读者再现了一幅春秋时代诸侯朝见天子时的历史画卷，“诗，可以观”，信矣。
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