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题为“宫怨”,反映的是宫廷女子失宠后寂寞无助的生活,词风哀婉,读来韵味无穷。首句点出眼下的寂寞之苦。“珠帘”指用珍珠缀饰的帘子,典用《西京杂记》中语。“珠帘寂寂”,是说来“风至则鸣”的珠帘,如今却寂静地低垂着,没有一点声音。这表明长时间没有人进来,室内的人也没有出去走动,甚至连一丝风也没有。由此可见何等冷清、寂静、落寞。第二句“愁背银缸泣”中银缸指的是银灯。银灯点亮,表明难熬的一个白天终于又过去了,但是更难熬的夜晚又无情地降临了。如此日复一日,深居于冷宫之中,满腹愁怨无法排遣,只好独自背着银灯哭泣。“背”字颇耐人寻味。人在高兴时通常对着灯儿言笑,而愁苦时则往往背对灯儿叹息落泪,仿佛怕内心难言的痛苦,被灯儿窥探而更加令人不堪,一面无声地流泪,一面回忆往昔的宠爱接着回忆起往昔幸福的情景:“记得少年初选入,三十六宫第一”。初选入宫时年轻美丽,楚楚动人,艳压群芳,独得恩宠。上片由今日写到昔日,下片则又从昔日回到今日,仍然是凄惨、痛苦。“当年掌上承恩”、“而今冷落长门”。当年受帝王宠爱,如掌上明珠。而这美好的一切已一去不复返,如今美貌与宠爱并衰,帝王另宠新欢,将自己冷落在长门。“又是羊车过也”。羊车指帝王所乘之车,这里指帝王御幸其他宫女,经过其居所。与冷落“长门”,形成鲜明对照。用“又是”二字,则其中之难堪,由来已久矣。词中饱含辛酸。最后以景结情:“月明花落黄昏”。天已黄昏,花已飘落,月亮依旧那么明亮;其中之无奈,悲凉之情,绵绵不绝。
该词语言明快、畅达,又含义隽永。起笔处摹写现实中的愁苦寂寥,中间回忆往昔的如梦美景,结尾处则又回到凄苦寂寞之中,感情波澜摇曳,曲折含蓄,令人回味不已。少
刘禹锡的乐府小章《杨柳枝词》,一共有九首,这是其中的第一首,可说是这组诗的序曲,鲜明地表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革新精神。
首句“梅花”,指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用笛子吹奏(羌笛是笛的一种),其曲调流行后世,南朝以至唐代文人鲍照、吴均、徐陵、卢照邻、沈佺期等都有《梅花落》歌词,内容都与梅花有关。(见《乐府诗集》卷二四)这句意思说,起源于塞北的《梅花落》是用笛子吹奏的乐曲。
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相传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小山之徒作《招隐士》篇来表现对屈原的哀悼。《招隐士》首句云,“桂树丛生兮山之幽”,下文又两处有“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之句,所以刘禹锡诗中以桂树指代《招隐士》篇。《招隐士》虽然篇章短小,但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篇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两句尤为后世文人所赏爱,乐府杂曲歌辞有《王孙游》曲,南齐谢朓与王融、唐崔国辅均有歌词,即从此两句衍化出来。(见《乐府诗集》卷七四)次句意思是说,《招隐士》是淮南小山的歌词。《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
《梅花落》、《招隐士》虽是产生于西汉的作品,但长久流传后世,到唐朝仍为人们所吟唱传诵。唐代文士不但写《梅花落》、《王孙游》乐府古题诗,而且在其他篇什中也常咏及这两个作品。如李白诗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落梅花”即指奏《梅花落》曲。王维诗云:“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即化用《招隐士》句意。这都可以说明这两个作品在唐代的影响。
刘禹锡固然也重视这两个作品的历史地位和长远影响,但他本着文学必须创新的原则,向时人提出:“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他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唱和酬答,白居易有《杨柳枝》组诗八首,其第一首云:“《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刘禹锡的《杨柳枝》组诗九首,就是与白居易唱和之作,因此首篇“塞北梅花”一章,在构思、造语上都非常接近。比较起来,刘的“请君莫奏”二句比白的“古歌旧曲”二句,语言更为精警动人,因而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这两句诗,不仅概括了诗人的创作精神,而且那些致力于推陈出新的人们,也都可以借用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怀,因此可说含蕴丰富,饶有启发意义。
此篇上下两联都接近对偶,每联意思都对称,词语则是大部分对称,于大体整齐匀称中显出流动自然之美。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