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跂乌词》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不久。在此诗中，诗人借助于跂乌形象婉曲而真实地展示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和凄苦心灵创伤，描绘出一副令人心恸的自画像。通过此诗，可以深入地窥视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准确地把握他初贬永州时的创作心态。这不仅对读者欣赏他的寓言诗帮助不少，而且对全面地了解柳宗元和他的整体作品也大有裨益。
在这首诗中，诗人叙述了一只受伤乌鸦的落魄遭遇和打算未来避祸自保的寓言故事。全诗的内容可分三层。第一层，群乌和乐图。当旭日升起时，一群乌鸦在城头上空飞翔，哑哑地鸣叫着、争抢着飞向那朝阳的树枝，享受着阳光沐浴的温暖。它们梳梳羽毛、舒展舒展翅膀，显得那样的舒坦、惬意和快乐，似乎幸福的时光全属于它们了。于是它们对不幸的跂乌评头品足的大加议论起来，并伴有几分嘲弄和幸灾乐祸。这层对全诗来说，既交代了跂乌落魄的原因和背景，又显示出了跂乌同群乌命运的巨大反差。第二层，叙述跂乌落魄的原因和惨状。原因有二：一是志向太高，招致太阳里的三足乌的嫉妒，使其足病。二是损人害己。因抢夺别人的既得利益，为人所伤。因而处境狼狈，只能告别展翅高翔的蓝天，口衔树枝艰难地在低矮的树丛中跳跃。还须时时提防泥涂中蝼蚁和栋梁上的燕雀偷袭和伤害。这层是全诗的重点，集中描述了跂乌的落魄之状。第三层，跂乌所思。面对着环视的敌手，自己已经丧失了搏击长空的能力，与其受辱于敌手，不如效法支离和无趾，全身而退，以求自保。此层进一步写跂乌由身体的伤害到精神的伤残，加浓此诗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首寓言诗，作为寓言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托物寓意。首先，须看所托之物与所寄之意能否融为一体。其次，要求所寓之意真实。因为“意”是寓言诗的关键、生命和灵魂，“物”之不过是其载体而已。如果没有灵魂，寓言诗同平庸的写景诗和咏物诗就没有了差别。欣赏寓言诗，关键是对所寓之“意”的真实性的把握。再次，对“意”的表达方式是否幽深婉曲，尺度适当。太直则成为了咏怀诗而显得浅露，太曲易变成朦胧诗而不知所云。此诗成功地处理好了这几种关系，因而具有特殊的魅力。
形象鲜明、生动真切是突出特征之一。在“跂乌”这一形象中，诗人寓于了作者真切的经历、遭遇、感受和悲愤。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读者从群乌对跂乌受伤原因的议论中得到的答案是：志高和损人。这两点正是柳宗元遭贬的直接原因。他年少精敏，志向高远，再加之仕途通畅，三十来岁就成为了朝廷中的决策要臣，这使他的从政理想变得更加狂热和高远。他立志革除一切社会弊端和痼疾，再现盛唐的繁荣景象。正如“群乌”所言“慕高近白日”。结果势必引起政敌的嫉妒。再就是它们的革新的措施，就更严重的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如废除宫市、收回宦官特权、削弱藩镇势力和惩治贪官污吏等等，在“群乌”的眼中都是些“贪鲜攫肉”的损人行为，自然要遭到群起而攻之。这些都是柳宗元的真实遭遇。过激的革新立即招来了宦官、藩镇势力和朝官的反对派里外呼应的联合进攻，拥立太子李纯，强迫顺宗退位，严惩革新派骨干，在磨刀霍霍、刀光剑影的疯狂围攻下，其结果岂止是伤痕累累。另外，如和乐的群乌、窥视的蝼蚁和燕雀，正是政敌们弹冠相庆和仍将继续落井下石置人死地的丑态的传神刻画。他的好友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和《唐书》本传看法是一致的，认为柳宗元落魄主要是“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不自贵重顾藉”，得罪权贵所致。而“名盖一时”、人“畏其才高”又是久贬不用的根本原因。朋友之说的真实性和史书记载的权威性，足以说明了柳宗元落魄原因的真实性。所以韩醇《诂训柳集》说《跂乌词》是“用寓言之体”，“显以自况”。跂乌形象的真实，就是艺术地再现诗人经历的真实。
凄婉哀怨、悲壮刚强是此诗的又一特色。柳宗元在落魄的跂乌身上寄予的情感，也是自己那段特殊时间内的特殊情感的表现。失势的跂乌面对险恶的环境，他选择了效法支离无趾、避祸全身。这正是柳宗元内心矛盾、苦闷、彷徨和恐惧之情的真实表现。现代人大可不必去责怪柳宗元过于消沉、妥协和退却，也不必要求他当时为何不一直斗争到底、视死如归、气贯长虹。其实，谁都知道任何顽强的斗士，不可能内心没有丝毫胆怯和软弱。因此，柳宗元非但无可厚非，反而更让人敬佩他有敢于袒露真实内心的勇气。当时的柳宗元没有选择余地。一夜之间的命运逆转，不得不扶老携幼，从京城来到永州。到后的水土不服、亲人病逝、多病缠身，人身攻击的恶语、用心险恶的诽谤，还有那“不在量移之限”的一纸诏书，打击一个接一个的劈头盖来，柳宗元的前途几乎被全部封杀。伴随而来的还有那令人窒息的孤独和寂寞。对于这种远远超出肉体和心理承受能力的伤害，迫使他与佛门有了亲密的接触。“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佛门何处销”。在这条王维当年选择的道路上，柳宗元又蹒跚地行走着。当然，佛门并不是不幸的真正的避难所，暂时的安慰无法治愈永恒伤痛。这大概是前人众口一词的认同柳宗元的作品以哀怨、凄婉为感情基调，深得骚人之趣的原因吧。在柳宗元的集子里，处处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常积忧恐”、“恒惴栗”的情感涌动。周昂在《中州集》中的《读柳诗》一诗写道：“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乔亿的《剑溪说诗》更是明确指出《跂乌词》“恻怆动人”，情感哀怨。刘克庄认为“可悲而泣”。因此，《跂乌词》所表达出来的凄婉哀怨，是柳宗元当时最真实的情感。不过，在悲切中还夹有一点悲壮。跂乌的昂首，正是张谦宜评柳诗时所说的“矫矫凌人意”，“毕竟不平和”。
物我一体、婉曲含蓄是此诗表现手法上的特色。在《跂乌词》中，柳宗元以高超技巧，展示出寓言诗的魅力。全诗无一不在说跂乌，又无一不在言自己，真正做到了物我难分。这种效果的取得，首先在物的选择上，诗人以跂鸦为意的寄托物，是很有深意的。它具有多层含义。一方面，乌鸦是不吉祥的小动物，给人的印象是多嘴惹祸、制造麻烦、没有婉转动听声音，常常被人指责。柳宗元的革新中的言行举止，被众臣视为“怪民”，群起攻之，这点与乌鸦十分相似。当然，群乌给柳宗元的印象也是一样。这就缩短了物与人之间的距离，启动了读者的想象。另一方面，跂乌又是令人同情的弱者，它那伤残的躯体、危险的处境以及惶恐退避的心理，读者更易锁定被贬的柳宗元。其次，在跂乌的刻画上传神而深刻，作者舍弃外貌描绘而直达其神。突出的只是落魄过程和此后的感受，及避免了浅直之弊，其婉曲之美、含蓄之韵，使物我浑然一体。
总之，《跂乌词》不仅集中地体现了柳宗元的寓言诗的特点，而且代表了柳诗的主要风格——凄婉哀怨。也是深得楚骚精髓之佳作。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