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九章。首章以“緜緜瓜瓞”起兴,开首八字简洁地概括了周人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漫长历史。以下至第八章,全叙太王率族迁岐、建设周原的情况。正是太王迁岐的重大决策和文王的仁德,才奠定了周人灭商建国的基础,如《鲁颂·閟宫》所言:“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篇末便自然而然带出文王平虞芮之讼的事,显示出其蒸蒸日上的景象。
周人早先所居的邠地,人们遭遇强悍游牧民族昆夷的侵扰,促使古公亶父举族迁移。《孟子·梁惠王下》记载狄人入侵,意在掠地,古公亶父事之以皮币、珠玉、犬马,均不得免,乃“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以其仁而“从之者如归市”。全诗以迁岐为中心展开铺排描绘,疏密有致。长长的迁徙过程浓缩在短短的四句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而“爰及姜女”一句,看似随笔带出,实则画龙点睛。姜女是当地平原民族姜族的长女,周与姜联姻,意味着古公亶父被承认为周原的占有者和统治者。同时,此句又为后文在渭水平原上的种种生活劳动的刻画,做了铺垫。
在“堇荼如饴”的辽阔平原上,周人怀着满腔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憧憬投入了劳动,他们刻龟占卜,商议谋划。诗人以浓彩重墨描绘农耕、建筑的同时,融人了深沉朴质的感情。他们一面“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亩”,欢天喜地安家定宅,封疆划界,开渠垦荒,一面“筑室于兹”。与落后的邠地相比,平原文明的标志便是建造房屋。走出地穴窑洞,在地面上修屋筑室,是一个质的飞跃,是周人安居乐业的开始,是周族初兴的象征,也正是古公亶父迁岐的伟大功业。对建筑的描摹刻画,正是对古公亶父的热情歌颂,故而诗中最精彩生动的描写正集于此:“陾陾”“薨薨”“登登”“冯冯”四组拟声词,以声音的嘈杂响亮表现了种种劳动场面,烘托了劳动的气氛。洪大的鼓声被淹没在铲土声、填土声、打夯声和笑语声中,真是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百堵皆兴”,既是对施工规模的自豪,也暗示了周民族的蓬勃发展。“皋门有伉”“应门将将”,既是对自己建筑技术的夸耀,又显示了周人的自强自立、不可侵犯的精神。由此歌颂武功文略便是水到渠成:“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表现了日益强大的周族对昆夷的蔑视和胜利后的自豪感。文王平虞芮之讼,突出表现其睿智与文德。结尾四个“予曰”,一气呵成,既是诗人内心激情一泻而出的倾述,又是对文王德化的赞美,更是对古公亶父文韬武略的追忆,与首句“緜緜瓜瓞”遥相呼应,相映成趣。
诗章以时间为经,以地点为纬,景随情迁,情缘景发,浑然丰满,情景一体,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自邠至岐,从起行、定宅、治田、建屋、筑庙到文王服虞芮、受天命,莫不洋溢着周人对生活的激情、对生命的热爱、对祖先的崇敬。结构变幻,开合承启不着痕迹,略处点到即止,详处工笔刻画,错落有致。
牛郎与织女一年一度七夕相会的故事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这首以这样一个凄婉哀怨的悲剧故事为题材的小诗,抒发了钟情男女的哀怨与离恨,诗人对这对有情人寄予深深的同情。
首句“烟霄微月澹长空”由写景入手。一弯残月挂在高高的夜空,显得孤寂凄凉。这为牛郎织女七月初七的相会提供了背景,同时渲染一种气氛,这种气氛与人物的心境相合。从首句对环境的描写,使读者即便不知道牛郎织女的故事,也会感悟到《七夕》令人感伤的基调。
“银汉秋期万古同”中“秋期”二字暗扣题面,“万古同”三字承上句意,表现了自然界银河天象的永恒状态。意思是说,“秋期”的银河总是“微月澹长空”,从而进一步渲染了凄凉的意境。另一方面也说,分居银河东、西两边的牛郎织女,一年之中只能怀着深长的情思隔银河相互眺望,“惟每年七月初七夜渡河一会”。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故事!于是,诗人以咏叹的抒情笔调写道:“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每年七夕,苦苦等待的有情人终于相聚在一起,说不尽绵绵情话,道不完思念爱慕之意;他们会珍惜分分秒秒难得的时光,温存相守,彼此慰藉,享受着无比的欢乐与幸福。遗憾的是良宵苦短,短暂的欢聚后,留给他们更多的则是无尽的相思和难耐的凄寂。相会的欢乐,离别的痛苦,这一切都发生在七月七El夜,由牛郎和织女来品味。
全诗紧紧围绕“七夕”神话着笔,景合情切,不蔓不枝,最后以尾句中的“此宵”扣合题面“七夕”。
此赋一百八十余字,篇幅很短,但表达的思想很明确,一是叹“士生之不辰”,二是不甘于“没世无闻”。前者与他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情绪;后者则是司马迁特有的衷曲,与《报任安书》一脉相通。它表现了作者为实现志向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的社会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全文感情悲愤激越,语言简劲铿锵,个性鲜明,震撼人心,是赋体中极为成功的作品。
这篇赋是司马迁因李陵事件罹祸后写的,作者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对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昏昏罔觉”表示极大的愤慨,控诉他们善恶不分,公私不明,揭露统治集团的互相倾夺、贪生恶死、好贵夷贱。篇末“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和“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等语,表露了司马迁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与《报任安书》中的“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相对照。
西汉辞赋表现为大赋,颂扬着帝王功德,润色着帝王鸿业,作者身处被人称颂的“汉武盛世”,控诉着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批判着他们美恶不分、公私不明、互相倾夺、贪生怕死、好贵夷贱之种种丑行、恶行,可谓逆世之道第一人。也正因为此,所以虽克己复礼,仍“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
司马迁不以赋见称,但他生当大赋盛行的时代,流风所及,其赋作也能达到一定水平。这篇短赋在名气上虽不如一些名赋,但也还是颇具特色的。其中的反复铺陈、排比对偶,正是司马相如以来汉赋的主要特征;句式的规整与有节奏的变化比司马相如似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它对后来的抒情小赋,如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有一定的影响。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