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 、“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
竹为树中君子,鹤称禽中高士。南朝谢庄《竹赞》说“贞而不介,弱而不亏”;鲍照《舞鹤赋》则称鹤“钟浮旷之藻质,抱清迥之明心。”“对竹思鹤”这一诗题本身,就先透露了作者的命意所在。对竹,是实景;思鹤,是虚拟。诗的构思,在历代众多的咏竹、咏鹤诗中又是蹊径独辟,自具一格。
“清”字,是全诗的立意所在。前二句,诗人“对竹”于洛阳伊水之滨,水竹相映,境界清而可见。这并非是首创,南朝齐时虞羲的《江边竹》诗已有先例,而唐人诗中更不乏其例,如白居易《画竹歌》说:“野塘水边欹岸侧,森森两丛十五茎。”可见不仅诗人,画师亦早已取此为景。然而钱氏连着“瘦”、“萧萧”、“风”、“露”、“清夜”、“秋”诸语,却又显示了西昆派诗人善于锤炼的艺术造诣。清伊东流,又正值风轻露白的清秋之夜。这清迥的背景,更衬托出丛竹的瘦劲之骨,箫萧之韵。两个“立”字韵味悠长。这萧萧瘦玉,只宜于清秋之夜,野水之滨,一种孤高不群的意态,顿时从两个“宜”字中传出。“宜”与“不宜”,又是诗人的主观感受,所以作者的情趣又从两个“宜”字中隐然可见。三句“更教”二字正就两个“宜”字接过,由“对竹”而到“思鹤”。鹤为“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骐骥”(《相鹤经》),《诗经》也说“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以仙鹤配野竹,韵趣相通。
“尽是人间第一流”,是全诗的结穴。瘦竹、清风、凉露,仙骥,都是第一流的雅物。在这尘世,只有第一流的雅士才能欣赏这清超脱俗的第一流雅境。对这一点,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评此诗命意含蓄而贴切,评论中肯。不过,他忘了知人论世,忘了说明钱惟演是否够得上“第一流人”。
这首《对竹思鹤》,表面上是写浮云野鹤,清高脱俗,骨子里却是一种牢骚。他这只“鹤”是忘不了玉墀丹陛的。所谓的“第一流”,实有所不称。因此《对竹思鹤》作为诗来说颇有佳处,但却经不起深究。
《田园乐》是一组由七首六言绝句组成的组诗,题目一作《辋川六言》,是诗人退居辋川别业时所作。在王维笔下,这首诗简直像一幅萧疏清淡的水墨画。
它描绘的是远景。“山下”,不是指近处山下,而是指远处山下,因为山下有“远村”作伴。可见,“远村”暗示出远山。且此山与“天边”作邻,就更可见其远了。从渲染的氛围来看,毫无城市喧嚣繁华的景象,只有稀稀落落的村庄。诗人虽没有正面表现人物的活动,但从“孤烟”一词的点化中,却衬托出人。由此可见人烟非常稀少。尤其是“独树”与“孤烟”相对,“高原”与“远村”相连,就更感苍凉孤寂了。在这里,诗人所绘的乃是北方的远山,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在画面上,色彩淡薄。至多,可以领悟到那远处的孤烟尚带一缕淡灰,那天边高原似有一层淡黄。在此清静的天地中,有颜回、陶潜那样的雅兴,多么恬适安闲、自由自在。倘若没有淡到极至的修养,则不能臻此妙境。如果说前两句是重在描绘冲淡的景物的话,那么后两句是重在抒发冲淡的情感。而冲淡的景情,又是彼此交融、相互渗透的。
冲淡含有闲、静、淡、远等特点。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就是如此。“山下孤烟远村”就出现了远字,全诗闲、静、淡、远,为冲淡之绝唱。其他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分别展现了闲、落、静、空、寂、无、落等冲淡的景象。这些,都显示出王维诗的冲淡的意境。
“山下孤烟远村”,洗去人间的纷争,没有外界的干扰,只有大自然的宁静。诗人尽情地消受着、欣赏着、陶醉着,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诗人笔下的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无不跳动着诗人的脉搏,回旋着诗人的声音,震荡着诗人的灵魂。因此,大自然被人格化了。王维笔下的大自然,反映了王维冲淡的心情。诗人将自己消融在大自然中。这种消融,意味着冲淡。诗人不是超然物外,而是融于物中。诗人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忘我、无我、有我的空灵境界。这种赋予大自然以诗人的人格的现象,这种变粗朴的自然为人化的自然的做法,就是王维热爱人生的表现。可见,王维的冲淡,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没有人间烟火味。只是这种人间烟火味,而是时断时续,若有若无,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在色彩上,它不用浓墨,不务华艳,而追求萧疏清淡。在运笔上,既非精雕细刻,又非粗线勾勒,而是点点染染,意到笔随。在情趣上,不作惊人语,不崇尚夸饰,不豪情满怀,也不执着于现实,不留意生活的纷争,不关心人事的纠葛,不激动,不悲痛,而是洁身自好,孤身静处,独善其身,寄情山水,吟咏风月,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和平与淡泊。“山下孤烟远村”这首诗,就是诗人冲淡心情的写照。
宋之问的宫廷诗比沈佺期的要复杂些,虽然这仅是在基本一致的风格中所发生的轻微个性变化。他的最好的宫廷诗完全不像应制诗,而是优美自然的抒情诗。这首《扈从登封途中作》是公元696年(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宋之问在随皇帝登嵩山祭天所作。古代帝王为报答天地恩德,并向天地祈求福寿,常举行封禅大典。在泰山上筑坛祭天为“封”,在泰山下辟地祭地为“禅”,后来扩大为五岳都可封禅。
整首诗对仗工巧,锦绣成文,充满对武则天的歌功颂德。此诗第六句的“万乘”是皇帝的传统代称,但这里上下文的描写恢复了这一词语本身的某些力量。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游河南洛阳龙门,命随从官员作诗,左史东方虬诗作先成,武则天赐给锦袍,之后宋之问献诗,武则天赞赏其诗句更高,又夺东方虬的锦袍赏给宋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