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读过王勃《滕王阁序》的人，都会懂得“徐稚下陈蕃之榻”的典故。祠堂是曾巩修建的，黄庭坚通过凭吊徐稚，抒发高士不得重用的寂寞情怀。这首诗受杜甫《蜀相》的影响颇深，但缺乏杜诗的灵气。
这首诗的首联即取“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意境，只是上下句顺序颠倒，增添一个“生刍”的典故。有人称赞黄庭坚这样学杜诗是“变其面貌”，恐怕这样一变就成了东施效颦，而杜诗读起来要顺畅得多。倒是颔联满有趣味，不用考证典故就能理解。藤萝攀树，自鸣得意，居然天也可遮，日也能蔽。不知当年蔡京之流读后，可“怒发冲冠”否。而苏轼诵之，定拍案惊奇也。下句中“何心”问得好，冷落的祠堂，超凡脱俗的高士，谁也没有心思来祭奠他。确实耐人寻味。
用韩愈《马说》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来解说颈联，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屈原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杜甫的“志士仁人莫嗟怨，古来材大难为用”，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都是唱不完的中国人才悲歌。
尾联上句议论，其意甚明。值得回味的是下句：潮涨潮落，这是自然规律；兴亡盛衰，这是社会规律。“才如（韩）信（彭）越尤菹醢，安用思他猛士为？”这一“旧痕”任何一个朝代都会见到。委婉曲折的语言中，蕴含着诗人深刻的讽刺意味，而以景结之，的确妙绝。
本篇选自《白居易集》。长庆二年(822)至四年，作者任杭州刺史。这篇题记即作于长庆三年(823)八月十三日。作者以杭州现任长官身分赞扬前任长官修筑胜景，旨在阐发山水佳境有益身心、陶冶性情的美育作用，符合教化。所以他不对冷泉亭本身作具体描写，而是强调杭州、灵隐寺本属形胜，指出冷泉亭的位置选择得很好，集中抒写在冷泉亭所感受的情趣和所获得的启发。它结构简洁，层次清楚，夹叙夹议，重在议论，而论从景出，情理交融，读来富于情致和理趣。尤其是第二段从冷泉亭春日夏夜的情趣，写到它在山下水中的地位所具有的形胜和情怀，以及坐卧其上的异趣，然后归结于情操的潜移默化，有情有景，有理有致，清婉美净，娓娓动听，有条不紊，确属一种优美的游记笔墨。这篇题记虽然得体地赞扬了前任的政绩，却更富游记的情趣，而对美好的山水风景给人以健康的情操熏陶，作者的见地显然至今仍是有所教益的。
文中所说"五亭"1.虚白亭是 相里君 造的 2.候仙亭是 韩皋 造的 3.观风亭是 裴棠棣 造的 4.见山亭是 卢元辅 造的 5.冷泉亭是 元藇（xu）造的
这首词大约是作者北宋首都汴京留别友人之作。全词以别易会难为主旨，上片写留饮，下片写惜别。
开篇写作者满斟绿色的美酒，劝友人暂留，且不要匆匆归去。继而，词中又写作者纵酒高歌，劝友人钧，切切絮絮倾诉离情。这里，用春色、离愁、风雨，构成了一幅离别图：阳春佳月，风雨凄凄，离愁万绪，为下片抒情作了有力的铺垫。“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虽然还是以词家习惯运用的情景交融的手法来描写离愁，但设想奇特，不落俗套，给人以新颖巧妙的感觉。词人设想“春色”总体为“三分”，而其中的“二分”是“愁”，“一分”是“风雨”。这样，此时此刻的“春色”就成了“愁”与“风雨”的集合体。而此处的“风雨”，只是表象，实质上是明写风雨暗写愁。
这里写“风雨”，用的就是这种以景写情的笔法。所谓三分春色实际上都是愁。词人用全部的春色来写与挚友分手时的离愁别绪，其友情之深，离别之难，不言而喻。作者用笔，貌轻实重，饱和了作者的全部感情，确实是情景交融、情深意长。苏轼著名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有句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大约即是从此处脱胎。
上片，由举杯挽留写到离别情怀，由外部行动而至内心感情，多为顺笔。下片则转折颇多。过片“花开”两句，紧承上片的离愁别绪，并进一步预写别后的相思。“花开”句，用韩偓《谪仙怨》“花开花谢相思”句意，但作者只写“花开花谢”而不说“相思”，实际上“相思”已包容上片的离愁别绪之中。“都来几许”，是说这种相思总的算来会有多少，由挚友不得长聚而引起的时序更迭、流年暗换的慨叹与迷惘，亦暗寓其中。这两句深化了上片的离愁。但作者马上又冲破了感伤缠绵的氛围，用“且高歌休诉”句一变而为高亢旷达。这是对友人的劝慰，也是作者的自我排遣，表现出作者开朗豁达的胸怀。可是一想到别易会难，明年此际不知能否重逢，心里不免又泛起怅惘之情，使全词再见波折。这首词先写离愁，继而排解宽慰，终写怅惘之情，曲折细致，语短情长。
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
“西羌延国讨，白起佐军威”这两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西羌叛乱招引大唐国征讨、白利将军奔赴战场助军威的景致。诗人通过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形势，烘托气氛，点明题旨，升华主题，富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剑决浮云气，弓弯明月辉”这两句以剑、弓显示白利威武的气势：挥动宝剑，使空中云气为之消散，弯弓如满月，似与天上的明月相映增辉。诗中“剑决”“弓弯”富有烘云托月之意，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豪气四溢、志兴翻飞的气度。侧面夸赞白起将军后代的白利将军武艺高强、万夫不挡之勇。
“马行边草绿，旌卷曙霜飞”这两句是诗人对未来战场情景的描写：战马在边塞中驰骋、旌旗在寒霜中飞卷。诗人虽然没有把杀敌的情况加以叙述，但那种飘逸豪放的气度、扬眉剑出鞘的神情、鲜明生动的形象，都洋溢着李白的浪漫风采，寄托了李白的沉阔情怀。
“抗手凛相顾，寒风生铁衣”描绘一幅将士们举手凛然拜别、寒霜照铁衣的离别图景。诗人将饯行离别和抒怀融为一体，情意深长而又志气干云。如果说伤别诉情诗是李白热爱人民的必然，那么饯行述怀诗则是李白兼济天下、富安万民理想之结果。
云、风、雷、电，天、海、月、涛，是李白爱入诗的事物。凌、挥、飞、吼，奔、卷、横、啸是李白最爱入诗的动词。此诗借用“云”、“月”、“风”、“卷”、“飞”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不可一世的气势，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
此诗借助驰骋想象的笔墨，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沙场剪影。着重描写友人到前线威武飒爽的风姿，祝颂之意即暗含其中，这样来写送别，生面别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