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固多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不朽篇章，然也不乏写上层士大夫宴饮、赠妓之作。这类作品，一般思想性不高，在艺术上却偶尔有可取之处。万楚的《五日观妓》，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篇诗作。
此诗首先写乐伎的美妙动人。“西施谩道浣春纱，碧玉今时斗丽华”，一落笔便别有风情。在越溪边浣纱的西施，是古来公认的美女。诗人刚刚提到西施，又用“谩道”二字将她撇过一边。这样，既触发起了以美人比美人的联想，又顺势转到了眼前这位美女的身上。但仍不直说而故作迂曲。诗人让西施、碧玉、丽华三个美女一路上迤逦行来，借传统形象比拟所要描写的对象，省却了许多笔墨，却使描写对象轻易地步入了美人的行列之中。
“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两句采用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夸张而兼拟人的表现方法。上句用了表示动作的“夺将”，下句用了表示情感的“妒杀”，从而分别赋予眉黛、萱草、红裙、榴花以生命，极尽对眉黛、红裙渲染之能事。萱草和石榴都是诗人眼前景物。况端午时节，萱草正绿，榴花正红，又都切合所写时令。随手拈来，为美人写照，既见巧思，又极自然。
写罢形貌之后，又接写歌舞：“新歌一曲令人艳，醉舞双草敛鬓斜。”写出观赏者对乐伎的艳羡，并点出“双草”，更使乐伎形象光彩照人，充分渲染了其勾魂摄魄的力量。
以上四句对乐伎的描绘，从对形貌的静态描绘开始，进而在动态中加以刻画，写她的歌舞。一静一动，由形及神，展示了乐伎的色艺俱佳。
最后诗人深情激动地说：“谁道五丝能续命，却知今日死君家。”“死君家”与“彩丝线”密切关合，奇巧而自然，充分见出诗人动情之深。
此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秾艳流丽，光彩照人，是以诗写人的成功之作。特别“眉黛”二句表现手法独特，富有艺术个性，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作于垂拱元年(685)诗人赴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任司法参军途经巫峡时。诗人此次由太子詹事司直光崇文馆学士调出为梓州司法参军，是受从弟杨神让附徐敬业叛乱的牵连，带有贬谪的性质，因此心境郁悒，沿途写下的几首山水诗都有忧郁不平之气，而本诗是较典型地体现了作者当时的心灵活动的一篇。
全诗十六句，分为两部分，前八句写所见，后八句写所思。首四句总写巫峡的气势，先化用古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盛弘之《荆州记》)之意，叙述巫峡之长，然后通过对悬崖峭壁的描绘衬托巫峡之险：岩峦重叠一望无际，层层壁立的峭崖上摩云霄(苍苍，天色，出《庄子》)。三四两句用平视和仰视的角度展现了巫峡的幽深窅远和两岸峭壁的险峻。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曾这样描写三峡：“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杨炯这里显然是受其影响的，但诗人并没停留在这一般的描绘上，从第五句开始，诗人对巫峡的险状进行了具体刻划。“绝壁岩天险”四句应是写一处具体的险要，它岩立江中，上面长满青苔，就是在夜里也看得很清楚。下面流急浪险，哪怕没风也波涛喷激，令人心惊。这是诗人夜中乘舟途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看来诗人不知其地名。难以称名指实，但这么一来，就使得它由实变虚，部分地超脱了现实，带上一种象征意义——与诗人的境遇相映衬，成为仕途凶险的象征。
诗人遭到政治上的打击，远贬殊方。此刻面对巫峡风波之险，自然就联想到仕途的凶险莫测，于是一连串的感触油然而生。从第九句开始，诗转入后半部的情绪抒写，与前面的景物描绘构成对称的格局。“忠信”四句承上用比喻表达自己的信念：只要自己光明磊落，恪守着以忠事君、以信处世的准则，象这样泛舟历险又有什么可忧惧?“砥柱”在河南三门峡，俗称三门山，黄河分流包山而过，是水流极险急之处。“吕梁”即吕梁山，在山西省西部，相传大禹治水曾闢吕梁洪通黄河。“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两句一言其险，一言其远，泛言可以行于四方，化险为夷。诗人由行舟所历的天险联想到宦途所遭人祸，就信笔借行舟为喻，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虚实之间，过渡巧妙自然，了无痕迹。至此为止，诗中的情调一直是开朗自信的，前途充满了希望。然而诗人毕竟身处逆境，当走上贬谪之途的此际，怎么可能没有一丝伤感呢，尤其是自己遭贬纯属无故株及，自不免怨愤不平。“美人”两句就表达了这种情绪。古诗中美人常用来比喻理想或君主、友人，这里是比喻君王，而以灵芝自喻，两句意思说自己远离朝廷，空有忠贞和才干不能进用、报效。托词虽婉，心情却颇为激切，诗人对自己忠而见疏、怀才不用的遭际深觉不平，可是又无可奈何。在这种心情下，听到峡中凄厉哀绝的猿啸，他不由得一阵伤感，潸然泪下了。《水经注》载：“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屡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诗人在这里将典故与现实、环境与心情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情景交融、联想丰富的艺术境界，读来令人对作者的遭遇产生深深的同情。
写山水而寄托自己的情思，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一个特色。在这样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不再是单纯的观赏对象。而成为与作者的心境相感发相映衬的表现媒介。作者寄意于山水，是为了抒发情感，因此，诗中的景物描绘有时就不那么刻意求工。杨炯这首诗就是如此，它写景雄浑开阔而不求工细，为主体的情感活动构成了恰当的背景。
这首诗是诗人被俘后路过建康（今南京）所作。前六句主要写了建康的历史地位、变化以及人民的不幸。最后两句对月抒怀，表达祖国河山为外敌所占的无奈和沉痛。
“金陵古会府，南渡旧陪京。”点明建康地位的诗句，很有王勃《滕王阁序》的开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意味。不过这两句并非在泛泛地介绍建康的历史，而是把它放在“会府”、“陪京”的位置上，使之越发显示出同国家兴亡的关系来，并进而说明作者所以一入建康便感慨系之的原因。同时，句中的一个“旧”字，还仿佛表示：陪京之事，已为陈迹，只可追抚，不得而再了。
“山势犹盘礴，江流已变更。”继言建康的变化。山势既然盘礴，江流也当依旧，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因为改朝换代并不能使山河改观。然而，国家变了，人事变了，作者的感情也变了，所以在诗人看来山势依旧，而江流已非，这种用艺术的真实“破坏”生活的真实而成的句子，古人叫做“无理语”。“无理语”有极强的表现力，清人贺裳称之为“无理而妙”（《皱水轩词签》），并说：“理实未尝碍诗之妙······但是千理多一曲折耳”（吴乔《围炉诗话》引）。之所似能够“多一曲折”，是由于感情的作用；反过来又因为有了这一曲折，感情被表达得更集中、更突出了。
“健儿徙幽土，新鬼哭台城。”则是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这里的人。元人入主中原后，宋朝的忠臣良将非迁即死。“健儿”、“新鬼”包括了忠于宋室的一切人；“徙幽土”、“哭台城”则是他们最可能有的归宿。本应居于城中的人偏徙幽土，含冤的鬼魂竟哭于往日繁华的台城，这里叙写的是建康的现实，也泣诉了作者的情怀。从写法上看，中间四句采用两两相对的形式：三、五句真事直写，朴素、有力；四、六句虚事实描，强烈、感人。
“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写对月伤怀。大约是山河供愁、人事催泪，所以当不堪回首的时候，作者只能掉头去看“清溪月”。也只有这月“偏于客有情”。有何情，作者不说，但从亡国以后的陪京“月”，同被俘以后解送北上的“客”的联系中不难得出答案。这里，诗篇以欲言又止的姿态刹尾，是有意留给以广阔的想象天地。无言的结果，可能敌得过万语千言。
《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诗歌巧妙用典，寓庄于谐，以轻松幽默之笔，写忧民之心。
首句“五风十雨亦为褒”，用语含蓄，谓五风十雨原是古代对政绩的一种褒美之辞，如今“都城渴雨”，则政绩无由得见。言外之意，而今大旱是上苍对朝政混乱的怪罪。
次句“薄夜焚香沾御袍”承首句，写神宗皇帝祈雨时的情景，皇帝夜间焚香祈雨，以致龙袍上都沾满了露水。乍看对神宗有赞美之意，诗人似乎是在恭维神宗皇帝，其实只是诗人欲抑先扬，明褒实贬的手法而已，诗人的揶揄之意十分明显。
三四句笔锋陡转，引用典故，诗人借用申渐高的故事进一步讥评时弊，对神宗皇帝的祈雨进行了嘲讽。申渐高是五代时吴国乐工，当时关税很重，商人苦之，正逢都城大旱，中书令徐知诰问左右：“近郊颇得雨，都城不雨何也？”申渐高作谐语答曰：“雨畏抽税，不敢入京耳。”皇帝应该明白，雨也害怕抽税，一方面是装模作样，惺惺作态地薄夜焚香，另一方面却又巧立名目，对人民苛捐重税盘剥，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显得是十分滑稽可笑。这正说明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虚伪和无耻。神宗祈雨的虚伪，至此被揭露无遗。
这首诗语意含蓄，用典贴切，讽刺性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上片，怀古伤今，嘲讽“俗耳”者们对传统乐曲的低级欣赏水平。“定场贺老今何在。”以发问的句式，感叹为群众喜闻乐听的圈场乐声到哪里去了？高级的琵琶演奏师贺老而今安在哉？“几度新声改，怨声坐使旧声阑”，进一步写传统的高雅“旧声”被改得面目全非了。这些所谓的“新声”而今成为“怨声”了。“今何在”写今非昔比，“几度”写改“新声”没有限度，“旧声阑”写传统乐曲衰落的命运。“俗耳只知繁手，不须弹”，“俗耳”者们占领了当时的乐坛，“繁手”乱拨，谈不上用什么演奏场了。“只知”、“不须”，无情地嘲笑了传统乐风日下，到了“无知”和“低微”的程度。
下片，弃怨转赞，以古论今，优秀传统的乐曲是会永存的。“断弦试问谁能晓，七岁文姬小”，从辨声者的角度说，真正知音者幼如文姬。“试教弹作辊雷声，应有开元遗老，泪纵横”，进深一层，从欣赏者的角度说，真正知音者还有老如开元遗老。“试问”，实是不须问，知音者们谁都能晓，“试教”，实是不须教，高手一弹必然发出“辊雷”之声。“开元遗老”是传统乐曲的继承者和传授者，是民族极为宝贵的社会财富。“旧声”竟能使他们感动得“热泪纵横”，会为民族的传世经典乐曲而自豪。
全词，名写琵琶，实有寓意。批判了“俗耳”、“繁手”的“新声”，肯定了“贺老”、“文姬”、“开元遗老”的“旧声”，是借以对变法重新作出自己的评判。“几度”“繁手”的新法改革，导致一些合理的政治策略和治国方略也一并“阑”败衰落，“贺老”、“文姬”、“开元遗老”式的苏轼们“怨声”载道？如若有此寓意，对弘扬传统治国之策不无借鉴意义，但一味反对变法则是不可取的，这也反映了苏轼思想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