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以描述梦境为主。起句“我志在寥阔”，开门见山，直抒胸怀，表现了词人高远的志向和宽宏的气度，概括全词要旨。为有寥阔之志，自然有“梦登天”之举。“畴昔梦登天”句，借用了屈原《九章·惜诵》中“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航”之意。他感到现实中难以施展他的才干，他要到广漠宇宙去寻找他的理想境界。“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两句，乃是全词思想的主干。“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词人在梦幻中飞上青天，首先来到月宫，尽情地赏玩明月。他在这里抚摸着洁白的月亮，陶醉在神奇迷离的幻境之中，不知不觉人间已过了千年之久。
接着“有客骖鸾并凤，云遇春山赤壁，相约上高寒”数句，描写的是作者与高贤们同上天宫的梦境。由词序可知，这首词是为答谢赵昌父而作，自然应有回敬之词。赵昌父是江西玉山人，距铅山不远，是词人闲居瓢泉时的好友。他奉祠家居，不求仕进，饮酒作诗，气度不凡，世人以为有陶靖节之风。这里作者以“骖鸾并凤”来赞美他，意思是他德高道深，理应羽化登仙。这里的青山、赤壁系指李白、苏轼，因为李白墓在当涂之青山西北，苏轼曾游赤壁，写过《赤壁赋》。赵昌父驾着鸾凤霞举飞升，在彩云间与先贤李太白、苏东坡相遇，于是他们同作者共约到天宫去遨游。作者在这里把赵昌父、李白、苏轼誉为“三贤”。作者这样写，也有自谦的意思，下一句“我亦虱其间”就是把这层意思直接表达了出来，意思是：在您和先贤们高会的时候，我不过是滥竽充数地置身其间罢了。在现实生活中，词人感到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又不愿与那些投降派的官僚同流合污，所以只好到梦境中去会见他理想中的人物。在这里，作者把自己与朋友，古代圣贤置身于高寒广漠的天宇，用北斗当酒杯痛饮着天上的美酒，充分表达了其豪放的一面。
词的下片继续描写梦境。词人在梦幻中无忧无虑地畅游太空，内心充满激情，不禁小声歌唱起来。“神甚放，形则眠”二句，从字面意思看，是说身体虽然清静无为，好像在睡眠，但精神还是奔放旷达的。这是作者在闲居生活中积极用世的自白。他被迫再次闲居后，表面看来安静闲适，但他心中时刻不忘报国之志。“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化用贾谊《惜誓》中“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把自己比作搏击长空、一再高举的鸿鹄，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
接着，词人从梦境中回到现实。词人在梦境里可以纵横驰骋，可是一旦梦觉，回到现实生活中，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不禁使他感到怅惘，并产生了人世间不能尽如人意的事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疑问。这里的“亏全”是以月亮的圆缺比喻人间的悲欢离合，主要说的是“亏”的方面。词人在这里以梦境与“梦觉”相对照，揭示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在这发问中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抒发人事难全的感慨，这发问也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满腹经纶的老将对于怀才不遇、报国无路提出的强烈抗议。词的结语“有美人可语，秋水隔婵娟”觉得来得有些突然。前面说的全是梦境以及梦觉后的惆怅，可是结语却一语宕开，表现出“美人娟娟隔秋水”（杜甫《寄韩谏议》）的惋惜之情。其实这是在前面几层意思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感想。这一句表面看来只是对他的好友吴子似的思念，实际上主要还是抒发“谁识稼轩心事”（《水龙吟·再题瓢泉》）的苦闷心情。
这首词在艺术特征上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色。理想主义是浪漫主义在思想内容上的重要特征，而以梦幻的形式表现其理想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创作方法。辛弃疾成功地运用这一传统手法，使其崇高理想在这首词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它跌宕起伏，忽而天上，忽而人世，驰骋奔逸，狂放不羁，洋溢着豪迈的激情。它充满瑰丽丰富的想象，大胆惊人的夸张，“摩挲素月”“骖鸾并凤”“酌酒援北斗”“天地睹方圆”等名句，都放射出五光十色的美丽光辉，显现出光彩夺目的浪漫主义色彩。
“酣酣日脚紫烟浮，妍暖破轻裘。”“日脚”，云缝斜射到地面的日光。“紫烟”，映照日光的地表上升腾的水气。“酣酣”，其色调之深。这一句是写初春“乍晴”景色，抓住了主要特征：云彩、地气都显得特别活跃，云脚低垂，地气浮腾；日光也显得强烈了，“日脚”给人夺目的光亮；天气也暖和了，“酣酣”、“紫”的色调就给人以暖感。“妍暖”，和暖、轻暖。“轻裘”，薄袄。这时的温度也不是一下子升得很高，并不是带给人热的感觉，这种暖意首先是包裹在“轻裘”里的躯体感觉到了，它一阵阵地传了过来。这一句是写感觉。总之，这天气给人的是暖乎乎的感觉。
“困人天色，醉人花气，午梦扶头。”“天色”即天气。这天气叫人感到舒服，因而容易使人陶醉，加上暖乎乎的花香沁人心脾，更使人精神恍惚了。暖香与“冷香”对人的刺激确乎不同。“扶头”，本是指一种易使人醉的酒，也状醉态。“午梦扶头”就是午梦昏昏沉沉的样子。
上阕是写乘舆道中的困乏，下阕写“小憩柳塘”。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纹愁。这片”春慵“紧接”困“字”醉“字来，意脉很细。这里即景作比。”縠纹“，绉纱的细纹比喻水的波纹。这两句说：春慵就象春塘中那细小的波纹一样，叫人感到那么微妙，只觉得那丝丝的麻麻痒痒、阵阵的软软绵绵。这个”愁“字的味道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下面又进一步进行描写：”溶溶泄泄（yìyì），东风无力，欲皱还休。“”溶溶泄泄，水缓缓掠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冯延已《谒金门》），墉水皱了；可你认真去看，又“风静縠纹平”（苏轼《临江仙》）了。这里写水波就是这种情形。这是比喻春慵的不可捉摸，又似曾可见恍恍惚惚，浮浮沉沉的状态。这几句都是用比喻写春慵，把难以言状的困乏形容得如此具体、形象，作者的写作技巧真令人叹服。同时还要体会，这春水形象的本身又给人以美感。它那么温柔熨贴，它那么充溢、富于生命力，它那么细腻、明净，真叫人喜爱。春慵就是它，享受春慵真是人生的快乐。春慵，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感觉，虽然在前人诗词里经常出现这字眼，但具体描写很少，苏轼（《水龙吟·杨花词》）借杨花写了女子的慵态，但没有这首词写得生动、细腻、充盈。此词用了许多贴切的词语天气给人的困乏感觉，又用了一系列比拟写感觉中的春慵，使人刻画如沐其中；感觉到了春天的温暖，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感受到了柳塘小憩的恬美。
沈际飞评道：“字字软温，着其气息即醉。”（《草堂诗余别集》引）确实不错。如此写生理现象，写感觉，应当说是文学描写的进步。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这首诗是李煜为悼念幼子仲宣早夭而作。诗歌开头点明对亡子的思念始终难以消除，而这种思念又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接下来四句继续细写这种愁苦，特地渲染了一个增悲添愁的环境。最后想到的是宗教的救赎。全诗情感真挚，凄恻感人。
时值深秋，二十八岁的李煜几乎完全沉浸在丧子之痛中难以自拔同时丧妻之优也令他痛苦难耐。诗歌开头就点明“永念难消释，孤怀痛自嗟”，对亡子的思念始终难以消除，而这种思念又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接下来四句继续细写这种愁苦。“雨深秋寂寞”是诗人特地渲染的一个增悲添愁的环境，为“愁引病增加”做铺垫。为悼念早夭之子，哀吟至此，不禁让人为之泣下。茫茫的愁苦之海，李煜已经被淹没了，绝望之中，他想到的是宗教的救赎：“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可惜的是宗教最终也没能挽救虔诚的李煜，他一生遭受所有苦痛时，包括最后殒命汴梁，“空王”都不在场。
本来在夫妻之间，痛失爱儿固然哀苦，如果可以相互地诉说，相互地抚慰，就能多少有所释放与缓解。然而妻子正在重病之中，李煜非但不可诉说，还得处处克制；这一重又一重的悲苦积郁在心，既是“永念难消释”的不能忘怀，又唯有“孤怀痛自嗟”而已，叫人如何承受？首联情感内涵十分沉重，后三联则顺此而下，一路述说。因为是“孤怀”，所以秋雨之中，分外寂寞；悲来无际，徒增病痛。因为是“孤怀”，风中的思念只能独自下咽，眼前的恍愧不过是泪水的幻想。这无人可以分担的哀伤，这无处可以诉说的悲痛，摧折肺腑，迷茫神智，绝望的诗人只能向虚妄中的佛陀去祈求救助：“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
马令《南唐书》卷三载录此诗时写道：“时昭惠病剧，后主恐重伤其意默坐饮泣，因为诗以写志，吟咏数四，左右为之泣下。”当李煜独坐垂泪，轻吟此诗以抒写悲伤之时，周边的侍从无不为他的悲哀所感染而落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