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刚刚到得成年就被嫁出,因其尚不解风流韵事,故而在出嫁之后不能完全适应新婚生活的情形。上片写这位少女婚前的美艳和天真,下片写她婚后的羞怯。
词的上片写及笄女孩娇羞怯懦,形态心境一一活脱画出,可谓丹青妙手。首句写女子身材,抓住腰细得只有一把,身材苗条;次句写其年龄,“方当笄岁”,才步人成年,正当豆寇年华。“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二句可见这女子性意识刚刚觉醒,才把头上两个下垂的发髻挽合在一起盘了起来,即俗称“上头”,这是从姑娘到新妇的发式变化,意思是她初做新妇。
“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举措多娇媚。”新妇与姑娘在妆束上的区别是,姑娘数活泼为佳,新妇以端庄为美,所以,新妇的第一项任务学习“严妆”;再一个重要区别是,姑娘是单栖,新妇要过夫妻生活。这是用典。由于是新妇,看起来她那弱不禁风的身材,对性生活还有点承受不起。她那一举一动都妩媚多姿,十分可人。
词的下片,写女子不习惯婚后生活。“争奈心性,未会先怜佳婿。”过片承上片而来,是说这女子还有点像做姑娘时那样任性,没有学会疼爱自己的丈夫。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层层展开,其心理活动的复杂与丰富活现纸上,生动如画。羞怯之中,洋溢着新婚生活的甜蜜与喜悦,简直是一幅风俗画。整个下片着重抓取了几个动作,来进一步将人物写活,使其更具立体感。一是对丈夫不懂得温存,二是不肯脱衣就寝,三是背灯而立,四是着令丈夫先睡,全然是一个不懂规矩、人世未深的孩子。结三句尤妙,但使丈夫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留下一片令人忍俊不禁且想象不尽的空间。
此词全部主旨都集中在两个字上——“娇羞”,在不同的场景、从不同的角度倾力表现了词中女性的这一心理状态。通首香艳至极,却不堕恶趣。在主题上虽未能免俗,但其对女子心性之感悟能力、描写之笔力都足以弥补这一缺憾。
有人认为柳永此度赏玩的是一位既解风情、又不失清新的雏妓,最得狎客欢心。作者无所顾忌地用俚言俗语将自己的“猴急”心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种狎妓病态心理在当时的病态社会里,反而显得十分正常,被众人、乃至社会文化所认可。
头巾气重的道学先生以为此词儇薄,斥柳永无状。不必讳言,语词相当刻露。柳词轻薄、秽亵的罪名是难以推脱的,然而细绎词意亦或是写好人家小儿女初嫁的情形,作者体味细腻真切,描摹生动传神,颇值得反复揣摩。此当是柳词中别一种笔调。
元曲中的一些题情的作品写得很大胆,这和诗的含蓄不太一样。其实诗文中也有这样的内容,不过因其含蓄,就显得不那么刺眼,于是就有了后人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史记·屈原列传》这样的评语。
词要露一些,但也有一定的限度,“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秦观《满庭芳》,大概也就只能写到这个尺度了。就这样,秦观还受到他老师苏东坡的批评。
元曲更接近市民口味,因此在表现上更为大胆一些,也确实有一些低级趣味乃至赤裸裸的色情描写,但是,绝大多数的作品,这让我想起汉代张敞画眉的故事。
有人向皇上举报,说京兆尹张敞不老成,早上居然为妻子画眉。汉宣帝就把张敞找来问。张敞承认确有此事,但是补充了一句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皇上都笑了,自然也不会再怪罪张敞了。见《汉书·张敞传》。
这首曲前面写了那么多,其实是在为最后一句合于情而不合于理、但又是这对恋人实实在在的想法作铺垫。“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快亮了,又快到了分别的时候,怎么办?他们甚至希望老天爷“闰一更儿妨什么”。
经历南方蛮烟瘴雨之苦的宋之问,回到邻近副都洛阳的陆浑山庄,全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和愉悦。这种欣悦的心情不只缘于自然环境的舒适,更缘于脱离贬谪羁束之所的自由舒畅。
诗的首联大有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笔意。首句“归来物外情”,劈空而起点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的题旨,同时定下了全诗轻快的情绪基调。唐代士大夫多在城郊置有别业,供休暇时居住,同时利用田产获得部分经济收入。宋之问的陆浑山庄显然也是有一定规模的田产,次句的“阅”字点出自己的业主身份,说明阅岩耕是巡视山地,检阅农事,而不是休闲游览,承起句“归来”二字,暗示了个人身份的转变。“负杖阅岩耕”一句看上去像平常叙事,却字字精当,不可移易。先看负杖,古人年届五十已入老境,出行扶杖是常事,但作者巡视山地,须攀岩而上,无法拄杖而行,只得背着杖走,这是写人。再看岩耕,一方面说明了山庄地貌,同时也包括了劳作者在内,比直接说山地意思丰富得多。
在起联总叙巡视庄田之后,中间两联分述出行的所遇所见。颔联先自叙,用了倒装句式,本意是说沿着涧水看花深入,无意中来到源头;为了搜采药草,不知不觉走进幽静的密林。“源水”“幽林”提到句首,就突出了走近水的源头和密林深处的意外惊奇之感,读来比“看花入源水,采药行幽林”这样的写法更有趣味。这里,连用四个动词(看、入、采、行),在优美的自然景色中别有一种动态美,显得意象活泼而富于生气。既写出了烂漫山花、苍翠林色的诱人,也表现了人物悠闲的心情。颈联再写所遇见的人和物,这里的野人应该不是作者的佃户,而是附近的山民,所以不认识作者,殷勤地请教姓氏。这一情节有可能是事实,也可以是虚构,用意只有一个:表明自己的装束和普通百姓一样,野外相遇全然没有距离感。官服本来会带来威严,但自从经历贬谪,官场对他来说就只是个不堪回首的噩梦,回到自然山林中,以普通人的身份与山民见礼,反而更让他感觉自然和亲切。人犹如此,鸟更不用说,对诗人咕咕啼叫着,仿佛自报姓名。“山鸟自呼名”的写法很风趣,后来苏东坡《海外》诗袭其意,写成“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一联,到元代萨都剌干脆就原样搬到自己《玉山道中》诗里。宋之问这里将鸟自呼名与野人的殷勤相问对举,使山野自然平添一重人情之美,正好与刚刚摆脱的严酷的流贬境遇形成鲜明对照,强化了“归来物外情”的主题。
结联紧承诗意的发展,顺势将这愉悦心情升华为独善其身的意念。“去去”两个叠字具见作者不可遏制的急切情态,向读者表明了要与官场决裂、只求独善己身的决心。但这么写有个问题,按照传统观念,“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生当盛世而以“独吾乐”傲世,这非但背离了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原则,对朝廷也是个不小的讽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此宋之问追加了“无能愧此生”一句结束全诗,使独乐的念头避免涉及宦海风波,而将理由归咎于自己的无能,且表示辜负盛世的惭愧之意,这就委婉地避免了忧谗畏讥的嫌疑。尽管这未必是作者的真心话,而且他的结局也证实他并未践行隐退山林之志,但就诗的立意而言,确实如清代诗论家贺裳所说,“辞理兼至”。
自陶渊明的作品行世,不为五斗米折腰,宁弃轩冕而归隐田园,就成为诗歌中习见的主题。如何将这个老生常谈的意思表达得自然而不矫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宋之问这首五律,完全跳过“久在樊笼里”,而直接从“复得返自然”写起,首句点题,中间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渲染乡居生活的舒适和人情味,最后以谦卑的态度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志向,很自然地完成了主题的提炼和表现,堪称是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此诗前两句比喻别人考中进士并表达羡慕之意,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对借皇家权贵雨露之恩者的不满;后两句比喻自己的自信和进取态度,也有希望得到高侍郎援引赏识的意思。全诗运用比体,寄兴深微。
此诗一开始就用“天上碧桃”、“日边红杏”来作比拟。“天上”、“日边”,象征着得第者“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地位不寻常:“和露种”、“倚云栽”比喻他们有所凭恃,特承恩宠:“碧桃”、“红杏”,鲜花盛开,意味着他们春风得意、前程似锦。这两句不但用词富丽堂皇,而且对仗整饬精工,正与所描摹的得第者平步青云的非凡气象悉称。
《镜花缘》第八十回写打灯谜,有一条花名谜的谜面就借用了这一联现成诗句。谜底是“凌霄花”。非常切贴。“天上碧桃”、“日边红杏”所以非凡,不就在于其所处地势“凌霄”吗?这里可以体会到诗句暗含的另一重意味。唐代科举惯例,举子考试之前,先得自投门路,向达官贵人“投卷”(呈献诗文)以求荐举,否则没有被录取的希望。这种所谓推荐、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后来弊端大启,晚唐尤甚。高蟾下第,自慨“阳春发处无根蒂”,可见当时靠人事“关系”成名者大有人在。这正是“碧桃”在天,“红杏”近日,方得“和露”“倚云”之势,不是僻居于秋江之上无依无靠的“芙蓉”所能比拟的。
第三句中的秋江芙蓉显然是作者自比。作为取譬的意象,芙蓉是由桃杏的比喻连类生发出来的。虽然彼此同属名花,但“天上”、“日边”与“秋江”之上,所处地位极为悬殊。这种对照,与左思《咏史八首》名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类似,寄托贵贱之不同乃是“地势使之然”。这里还有一层寓意。秋江芙蓉美在风神标格,与春风桃杏美在颜色妖艳不同。《唐才子传》称“蟾本寒士,……性倜傥离群,稍尚气节。人与千金无故,即身死不受”,又说“其胸次磊块”等等。秋江芙蓉孤高的格调与作者的人品是统一的。
末句“不向东风怨未开”,话里带刺。表面只怪芙蓉生得不是地方(生在秋江上)、不是时候(正值东风),却暗寓自己生不逢辰的悲慨。与“阳春发处无根蒂,凭仗东风次第吹”同样“怨而切”,只不过此诗全用比体,寄兴深微。
诗人向“大人物”上书,不卑不亢,毫无胁肩谄笑的媚态,这在封建时代,是较为难得的。说“未开”而非“不开”,这是因为芙蓉开花要等到秋高气爽的时候。这里似乎表现出作者对自己才具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