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士，多有戏美姬、咏歌舞之作，此类诗作，大抵都以秾丽的词藻，描写女子的颜色、服饰、歌姿、舞态，往往流于浮艳轻靡。梁代诗人王暕，虽未能免俗，也有《咏舞》之作，但在艺术表现上，这首小诗却别出机杼，不落窠臼。
摈弃人物的外形摹写，着重从动态中传其神，达其情，是此诗构思上的创新之处。诗的一二两句，以极简炼的笔墨，运实入虚，烘托出舞者的精湛舞技。古谚云：长袖善舞。作者只从绮袖入手，着一“回”字，则双臂的舒展自如，躯体的回旋若飞，已宛然可见。高堂华屋之中本无风，是轻捷蹁跹的舞步，是急速飘舞的裙裾，使平地竟自生风。“从风回绮袖”，读者似乎听到那忽忽的风声，看到那长袖交横、绮罗焕彩的婀娜舞姿。花钿（tián田），是用金玉珠翠制成花朵形的头饰。花钿之转，在于云鬟之转，云鬟之转又在于头部和全身之转。“映日转花钿”，灿烂的阳光透过玉户绮窗，映照着忽左忽右、忽高忽低的花钿，珠玑生辉，光彩夺目。只须稍加想象，即生眼花缭乱之感。二句无一字正面描写如何举手投足，只从袖、钿等处着墨，而舞者之神气已毕现。另外，十个字中连用四个动词，亦造就了强烈的急速的律动感，使画面真有“歌舞场”之生气。
如果说前二句着重从动态中传神，那么，后两句便是通过舞蹈与音乐的协调相应来达情。柱，是瑟筝等弦乐器上赖以支弦的木制码子。柱近则弦紧，故称促柱。危，本为高峻貌，此处用以形容音节急促，故危弦意同急弦。“同情依促柱，共影赴危弦。”前一句谓舞女之情与乐曲所表达的情感相应相通，用现代术语说，即是舞蹈语汇与音乐语汇和谐一致，揉为一体。后一句谓舞女的舞姿充满了乐曲中的激越感，连她地上的影子似乎也受了感染，有了活跃的生命，随着她一起昂扬激奋。“依”，见出女子随着乐曲的情感起伏、节奏变化而改变舞姿，调整动作，一字中包蕴了变化无穷的万千舞态。“赴”，则舞者轻盈优美、飘飘欲仙的美好身影，使读者可触可见。这二字凝炼精警，皆从虚处传神。至此，一个丰姿绰约、舞技高超而又感情丰富、善解音律的舞女形象，遂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读者眼前了。
此诗在表现手法上遗貌取神，无所藻饰，一洗脂粉香和珠宝气，表现出了可贵的创造精神。与那些靡靡之声相比，诗此可算得上清音雅曲了。
上片开头云：“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词人首先表示了自己对挚友马中玉的尊敬和惜别之意。下文，词人对马中玉于己的难舍难分之情，又做了最“知己”的表述：“故将别语恼佳人，欲看梨花枝上雨。”“故将”二字，用语极其巧妙，词人明知马中玉对自己的感情，一旦分手，必定会流泪哭泣，却故意用诙谐语气调侃友人。是词人为打破与马中玉分手时的难堪局面，而故意用分别的话语来挑逗对方使他落了泪。这就是说，词人把勾起友人抛洒惜别眼泪的罪责，归在自己身上了。其实，词人行为的实质，正是用诙谐之语去安慰对方，是故意把分手时滚涌眼泪的情感淡化下来，从此可以看到词人对友人的挚爱之情，是非常的深切真诚。
下片“落花已逐回风去。花本无心莺自诉。”则着重转向了对自己内心的描写。词人把自己离杭赴京的处境比作了“落花”，说它的凋落花瓣已经被回风吹逐而去了。其实，落花本是无心逐风的，只是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那花枝上的春莺懂得其中真情，它站在枝头上啾啾哀鸣，正在倾诉着内心的烦恼——词章以物观我，逸笔韵远，发人深思。末二句则痛书别去：“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词的感情直泻而下，有如山洪奔腾无可挽阻。这词情正与马中玉赠行词之“从今宁忍看西湖，抬眼尽成肠断处”遥相呼应，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这是一首作答词，全词赋陈铺叙，又寄托感发；意内言外，而回荡反复。给人以真挚自然，悲从中起的艺术感受。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