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思想，但也流露出作者报国无门的无限感慨，蕴含着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愤懑之情。全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呼应；即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阔大，情调乐观昂扬。
词以一个问句开始，词人写道：“何处望神州。”“神州”指中原地区。“兴亡”指国家兴衰，朝代更替。这里的“神州”是词人心中不忘的中原地区，是他一生都想收复的地方。接着写道：“满眼风光北固楼。” “北固楼”在今镇江市北固山上，下临长江。词人登上北固亭以望神州，看到的却是北固楼的优美风光。然而，那时候却是山河破碎，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对于爱国诗人来说，触景生情，心念家国，哪里有兴致去欣赏美景。
词人接着说： “千古兴亡多少事？”这是一句问话。词人禁不住发问，从古到今，到底有多少国家兴亡大事呢？往事悠悠，是非成败已成陈迹，只有这无楼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悠悠”形容漫长、久远。这里，叠词的运用，不仅暗示了时间之慢，而且也表现了词人心中无楼的愁思和感慨。接着的“不楼长江滚滚流”句，词人借用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楼长江滚滚来”意境，不但写出了江水奔腾而去的雄壮气势，还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感、历史感都形象地表达出来。
接下来，辛弃疾为了把这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不惜以夸张之笔极力渲染孙权不可一世的英姿。他异乎寻常地第三次发问，以提醒人们注意：“天下英雄谁敌手？”作者自问又自答曰：“曹刘”，唯曹操与刘备耳！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刘备）与操耳。”辛弃疾便借用这段故事，把曹操和刘备请来给孙权当配角，说天下英雄只有曹操、刘备才堪与孙权争胜。曹、刘、孙三人，论智勇才略，孙权未必在曹刘之上。稼轩在《美芹十论》中对孙权的评价也并非称赞有加，然而，在这首词里，词人却把孙权作为三国时代第一流叱咤风云的英雄来颂扬，其所以如此用笔，实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慨叹当今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执掌乾坤。这种用心，更于篇末见意。 作者在这里极力赞颂孙权的年少有为，突出他的盖世武功，其原因是孙权“坐断东南”，形势与南宋极似，作者这样热情赞颂孙权的不畏强敌，其实是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鞭挞。
据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辛弃疾借用此典，意在说明只有像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才能与孙权一决高低。其实，暗示了只有孙权才是天下第一英雄。词人赞赏孙权，就是要此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感叹如今南宋当下没有像孙权这样的人来扭转乾坤。
于是，词人末句写道：“生子当如孙仲谋。”据有关资料记载，曹操有一次与孙权对垒，见孙权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于是感叹说：“ 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 意思是说，生儿子应该像孙权一样，而刘景升的儿子就像猪狗一样。我们从词人用这一典故来看，希望南宋有如孙权那样的有志之士。其实，这也暗示了自己就如孙权一样，有奋发图强，收复失地的伟大理想。当然，暗示了自己的对南宋朝廷主和派的愤恨。
曹操所一褒一贬的两种人，形成了极其鲜明、强烈的对照，在南宋摇摇欲坠的政局中，也有着主战与主和两种人。聪明的词人只做正面文章，对刘景升儿子这个反面角色，便不指名道姓以示众了。然而纵然作者不予道破，而又能使人感到不言而喻。因为上述曹操这段话众所周知，虽然辛弃疾只说了前一句赞语，人们马上就会联想起后面那句骂人的话，从而使人意识到辛弃疾的潜台词：可笑当朝主和议的众多王公大臣，都是刘景升儿子之类的猪狗。词人此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颇类似歇后语的作用。而且在写法上这一句与上两句意脉不断，衔接得很自然。上两句说，天下英雄中只有曹操、刘备配称孙权的对手。连曹操都这样说，生儿子要像孙权这个样。再从“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的蕴含和思想深度来说，南宋时代人，如此看重孙权，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因为南宋朝廷实在太萎靡庸碌了，在历史上，孙权能称雄江东于一时，而南宋经过了好几代皇帝，却没有出一个像孙权一样的人。所以，“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本是曹操的语言，而由辛弃疾口中说出，却是代表了南宋人民要求奋发图强的时代的呼声。
这首词通篇三问三答，互相呼应，感怆雄壮，意境高远。它与稼轩同时期所作另一首登北固亭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风格明快，一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写法大异其趣，而都不失为千古绝唱，亦可见辛弃疾丰富多彩之大手笔也。
全词系抒写男女缠绵之情，所创造的则是意境。词中有大量的景语，也有许多情语，颇工致可诵。
上片从眼前景物写起，运用对偶小分句，通过特定器物及主人公的动作，点明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有关细节，合乎诗词作品叙事惯例。这是因为良人乍归，才急急忙忙地把久已不用的锦被重又铺在床上。一个“初”字，暗示其主人之久别重逢，而且显然是出乎意料的，这是紧接着上句的第二个动作。剔银缸，是为了增大烛光亮度。因为良人匆匆归来，妻子没有思想准备，一见之下，反而不敢相信，还以为是在梦里。下句“灯前”承上“银缸”。本应为“灯前欢语不尽”，因平仄及韵脚要求，句子成分排列有所调整。情人见面，喜出望外，千言万语，亟待倾诉。故“欢语”而至于“不尽”，亦人之常情。这三句，纯属写实，毫无夸饰，皆生活中习见者，笔调简淡，却另有一番情致。以下两句正面抒情，人世间有情人如果年年月月都能象今天晚上那样相亲相爱、相偎相依地生活在一起，就胜过享受荣华富贵多少倍了。上片五句，概括而言，在于写出相逢时的情和景，所点染的是乐多于哀的氛围。
下片掉转笔锋，集中写离别。首句“经年怨别”，又言分手之久，别久则思，思极则怨。作情语细腻而有层次。“镜里朱颜难驻”，谓韶光易逝，岁月无情，人生苦短，而聚散无常。尤其是有情人总是离多会少，成为毕生憾事。最后两句推开一层，这两句是说，即便是夫婿升了官，发了财，有了显赫的地位，我也看得很平常，并不感到高兴。何况“封侯”之类，并非人人有份。此句感情强烈，语气果决，反映了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功名利禄的蔑视，也是与上片歇拍处“貂蝉”一词相呼应。
作为千古形胜之地的武关，诗人跋涉至此，不能不驻足凭吊一番。所以首联开门见山，用拟人的艺术手法，把自己在武关的盘桓说成是“碧溪”的相留，这就将诗情十分自然地转到对这一历史陈迹的临风联想上来。
“一笑怀王迹自穷”，是诗人对楚怀王的悲剧结局的嘲弄，其中更有对怀王其人其事的感叹、痛恨和反思。因此，颔联紧承这一脉络，以历史家的严峻和哲学家的深邃具体地分析了“怀王迹自穷”的根源。楚怀王原任命屈原为左徒，内政外交均很信任他。后来由于上官大夫的诬陷，怀王渐渐疏离了屈原。秦国见有隙可乘，就派张仪至楚，以重金收买了上官大夫靳尚之流，并贿赂了怀王稚子子兰和宠姬郑袖，谗害屈原。怀王在郑袖、靳尚等一群佞臣小人的包围下，终于走上绝齐亲秦的道路，放逐了屈原。最后怀王为秦伏兵所执而客死秦国。此后楚国国运日益衰败，一蹶不振。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怀王的悲剧结局完全是由于他亲小人、疏贤臣的糊涂昏庸所致，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因此，诗人在颔联中以形象化的语言，极为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内在的根源。这两句诗对比强烈，内涵丰富。郑袖“娇娆”，可见其娇妒、得宠之态，而“酣似醉”，足见怀王对他的宠幸和放纵；屈原“憔悴”，可见其形容枯槁、失意之色，而“去如蓬”，足见屈原遭放逐后到处流落，无所依归的漂泊生涯。诗人正是通过小人得势、贤臣见弃这一形象的对比，婉转而深刻地指责了怀王的昏聩，鞭挞了郑袖的惑主，以及痛惜屈原的被逐。由此思之，诗人在瞻眺武关时，面对“怀王迹自穷”的现实，不能不付之一笑。
颈联在构思上是个转折，从对历史的沉思、叙述过渡到抒发眼前的感喟。诗人通过对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慨叹，说明“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的历史教训。楚怀王正是因为在人事上的昏庸才导致了丧师失地、身死异国的悲剧。从这一意义来说，这一联的感慨实际上是对上联所叙述史事的寓意的进一步延伸。
最后，诗人的眼光再次落到武关上。如今天子神圣，四海一家，天下统一；武关上长风浩荡，戍旗翻卷，残阳如血。这一联是全诗的出发点。杜牧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的理想社会就是盛唐时期统一、繁荣的社会。但是晚唐时期，尽管形式上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实际上，中央王朝在宦官专权、朋党交争的局面下势力日益衰败，地方藩镇势力日益强大，几乎形成了“无地不藩，无藩不叛”的局面。这不能不使怀有经邦济世之志和忧国忧民之心的诗人忧心忡忡。面对唐王朝渐趋没落的国运，诗人站在武关前，思绪万千。于是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忧思，一齐涌上心头，形于笔底。他希望唐王朝统治者吸取楚怀王的历史教训，任人唯贤，励精图治，振兴国运。同时也向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提出了警戒，不要凭恃山川地形的险峻，破坏国家统一的局面；否则，不管弱吐强吞，其结局必将皆成空。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