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落叶，景物萧索。触景怀人，能不勾起往事的回忆！“思量着”，余味无限，耐人寻思。这首小词借景抒情，睹物思人。“画楼月影”，“落叶西风”，意境优美，情韵绵长。
这首词的作年、本事均无考。从词中所写的景物来看，当属悲秋怀旧之作。
首句“一叶落”被用作调名，可见在全词中地位之重要。《淮南子·说山训》“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原是，见微知著、以近论远之意。由此而来的“一叶知秋”的成语，则包含着人们对于时序变换的特殊敏感。李存勖是武夫，对哲理未必有兴趣，但对时序的变换是有感触的。透过珠帘，他看到一叶飘零，立即引起了严重的关注，以至要掀起珠帘，看看帘外的萧索景象。戎昱《宿桂州江亭》诗“露滴千家静，年流一叶催”，也许可以借来概括此句的第一层意思。一年的好光景即将逝去，怎能不感惜时光易逝呢？
不过，“一叶落”的意象在唐代的诗词中也时常与离情别绪联系在一起。韦应物《送榆次林明府》：“别思方萧索，新秋一叶飞。”韩翃妻柳氏《杨柳枝》词：“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都是显例。尤其是韦诗，此词的前三句可能是从它化出来的，“萧索”、“一叶”等词不象是偶然的巧合。因而有理由认为，李存勖由“一叶落”所引起的感怀，与离情别绪的关系更密切。尽管他意中的离人是谁，已无从考索，但从“此时景物正萧索”的感慨中，可以窥见他的心境是相当苍凉落寞的；又从“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两句，可以看出他确有所思。对月怀人，临风思远，原是人之常情。虽然史称李存勖“其心豁如也”，但置身于此境，也不能无动于衷。古乐府云：”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秋歌》）相比较而言，“画楼”两句思致稍显深沉，而托物兴怀则同，因此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末两句：“吹罗幕，往事思量着。”隐约点到了全词的主旨，而“往事”究竟指什么，则始终不肯说破。作者故意留下的这点模糊性，不仅有助于词境的浑成，而且还使全词增添了几分朦胧的美，读来愈觉悠然神远。难怪俞陛云激赏地说：“庄宗《一叶落》词，其佳处在结句，与《如梦令》同一机局、‘残月落花’句，寓情于景，用兴体也。‘往事思量’句，直抒己意，用赋体也。因悲秋而怀旧，情耶？怨耶？在‘思量’两字中索之。”（《唐词选释》）李存勖的词作大都写于作公子时期。其后用兵，“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五代史补》）应该说，像李存勖这样的词家，在词史上也数得上是“一奇”了。
这首诗反映了元好问推崇建安诗人刘琨的具有雄浑刚健风骨之美的诗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为诗中“两雄”，以“坐啸虎生风”形象地比喻他们的诗歌风格雄壮似虎。曹、刘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艳，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标举曹刘，实际上是标举了他们所代表的内容充实、慷慨刚健、风清骨俊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
西晋诗人刘琨，被认为“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有“清拔之气”（《诗品》）。元好问推出刘琨，正是从其可比建安诸子的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着眼的。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