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诗中描绘了北方一个处处可见的西瓜园。
诗的一、二句写西瓜生长的环境和年来年去每到夏天到处都吃瓜的情景。西瓜与蒲萄、苜蓿一样,都是舶来品,此时在北方已是常见之物,“碧蔓”“软沙”,绿黄二色对比鲜明却又和谐统一,充满了田家之美,然而“凌霜”词却又猛然一寒,美丽的东西是很难经得起严霜的。
接下来诗的三、四句写西瓜的形状味道。诗人觉得生长在北地的西瓜在形状上、味道上都不尽如人意,不能与葡萄、苜蓿相比。隐隐地透露出了一丝遗憾。蒲萄、苜蓿在西汉时传入中原,李颀《古从军行》最后两句感慨道:“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盛唐的诗人是在感慨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唐王朝所进行的开边战争的残酷,而这在“祈请国信使”范成大听来却充满了丝丝苦涩。一方面,南宋军事力量的薄弱,对金国的俯首称臣,注定范成大的出使必然少不了受辱;另一方面范成大又渴望如苏武一样为国尽忠。矛盾交织,面对同为舶来品的西瓜,联想到唐人诗句,苦涩横亘心头,报国的赤胆忠心和对强大国力的渴慕逐渐鲜明起来。
诗题旁还有一个自注:“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燕北为女真族的起源之地,而河南则为北宋故都所在,燕北的西瓜如今遍布河南,国破家亡之恨暗含其中。诗人借助北方特有的物产,在对西瓜的描绘中,委婉地表达了故国沦丧的悲痛和失地人民渴望回归的愿望。虽然这些诗仍然围绕着爱国主义这一主题,但与《州桥》等篇忍痛直询和《双庙》等篇借古讽今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区别。诗人不再高声呼喊,直抒胸臆将自己的感情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相反,诗人把自己的感情潜藏在清新的田园风光之下,乍一看轻松惬意,深深品味之后却又渗透出一层挥之不去的沉重,从而使感情更加深刻。诗人巧妙地借助题后自注,把自己含而未说的意思点破,达到不说而说的效果。
范成大在这首诗中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小中见大,用意深婉,通过北地特有的物产的描绘以及题后小注的巧妙运用,在田园风光背后寄托着自己的故国之思,把表层的轻快与深层的沉重进行对比,达到“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姜斋诗话》)的效果。
王士祯的山水诗在清代堪称绝唱,是其神韵风格的典型和标范。然而他的田园诗作品也别具风神。这类作品数量上虽然不及山水诗多,其地位却不可低估。其实王士祯正是从描绘家乡的风光起步,开始他的创作道路的,乡村题材的创作蕴含了渔洋对故乡山东新城的热爱和童年生活的追忆。由于这种种原因,他的田园诗往往具有一种虚实相融的特点,景外之意颇多,当然这又成为神韵风格的某种体现了。
全诗纯用白描,一般人们称诗歌的简笔勾勒为白描,其实白描正可分为泛写和特写两种。
“十里田田荷芰风,渔舠如叶出花中。”是泛写作者所见之景。时值初夏,湖面一片丰满硕大的荷叶,中间簇拥着无数清香四溢、亭亭玉立的荷花,一阵风过,荷叶轻摆,仿佛掀起一层厚厚的碧色波浪。“田田”一词在西汉乐府中就有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除非你亲眼见过江南的荷塘,否则难以想像它表现的那种荷叶相连相靠,自在自足的神境。“渔舠如叶出花中。”这句写湖中的小舟。高高的荷叶隐没了小船,不驶到近处,根本看不见。诗人用了一个“出”字,它把“莲花过人头”的情景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后两句则是特写。“鹅儿湖北烟初暝”黄昏时分,暮霭渐渐升起,湖面不觉转向暝色,此时天空尚残留着几缕红霞,霞光反折下来,湖面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红雾般的折光中。
“背指明霞几缕红。”一句写舟人动作最为传神,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舟人们正在交谈,其中一人用手指着天上几缕火红的彩霞。诗人在描写时,特别点出了动作的方位,意味深长。渔人们在捕鱼,并没有为欣赏彩霞而停手转身,背着身指是很自然的,这是其一。霞光四映,无处不有,看见身边的彩光,自可想像天上的彩霞,这是其二。其实渔人们对这幅美景早已熟悉,不用看就知道,知道了还是忍不住要赞美,这是其三。诗人在描写这个画面时,对这种生活是太熟悉了,熟悉到默契的程度,所以能抓住这最有韵味的动作,来精确传神地表现对生活的感受。
远离故乡的游子,即将踏上归家的路程,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而作为被强留仁金的吴激来说,这种心态显得更加复杂而深沉。在这首词中,作者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运用白描的手法,既对这种归心似箭的情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又吐露了一腔思乡的浓烈情意。
上片“夜寒茅店不成眠,残月照吟鞭”两句写景,但采用了化景物为情思的手法。在寒意料峭的凉秋深夜,游子独自歇宿於荒郊茅店,因久别将归而一时难以入眠。这里所写旅人的内心感受,使人想起唐代温庭筠在《商山早行》中的著名诗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旅店的客人迎来第一声鸡鸣,趁着月色起身赶路,足迹印在板桥的霜上。诗人通过典型的物景,把羁旅早行的意象表现得有声有色。从旅途的感受来说,词里的含意有相似之处,但观照下句的“残月照吟鞭”,则意境上是又有不同的。吟鞭指诗人的马鞭,中天的月亮照着半夜起程赶路的游子,他不是因寒冷而满腹牢骚,倒像是高兴得自言自语,且行且吟。一个“寒”和“照”字,不仅写出了旅人的感觉与视觉形象,而且丰富了感情的容量。
“黄花细雨时候,催上渡头船”。这两句是以自然景物来泻染气氛。细雨霏霏,秋菊盛开,在具有风雅兴致的词家眼中,本该是饮酒赏菊的美好时光,但一个“催”字却使意境陡转。柳永在《雨霖铃》中写过“都门怅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的情景,那是表现一种不忍离别而又不得不离别的难舍的意绪,而这里的催上渡船是写游子急于思归的心态。
上片以写景为主,作者把自然景象与人物心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景中含情,而情融于景。这样写思念家乡之情显得十分真切自然。
词的下片,“鸥似雪,水如天”两句,承上转下,由眼前水行所见,唤起对记忆深处美好情景的神游。作者生于江南、长于江南,江南水乡之美景,诱发了他对谙熟事物的亲切感。莹白的水边鸥鸟,秋高气爽,水天相接,这诗与画的交融,可以说与王勃笔下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境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接下来,作者思绪转向身边细事。“忆当年,到家应是,童稚牵衣,笑我华颠。”此情此景,十分亲切动人。初唐诗人贺知章写过脍炙人口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里虽没有儿童笑问的场面,但儿童“牵衣”,“笑我”头发已经花白的情景,既富有戏剧性,又充满了轻松活泼的家庭气氛。然而那只是往昔的场景,或者说是想象中的一幕,而此刻不得遣返,只能留下难以忘怀的思念。
吴激早年在宋朝甚有声名,春风得意。此时屈仕北国,贰臣之疚自不待言,而思念故乡之情也只能托归来的游子之口道出。整首词造语清婉,哀而不伤。那无可奈何的思乡情丝仍能激发起读者深切的同情。
这首诗首联“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直接指出一口井如果没有了水,固然是废井;倘若有水而无人汲,也依然是废井。诗人从这个角度比喻作诗。颔联“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中的“笔砚”、“吟咏”互文见义,皆指创作活动。辘轳是汲取井水的起砚装置,即在井上树立支架,上装可用手柄摇转的轴,轴上绕绳索,系上水桶,摇转手柄,使水桶一起一落,汲取井水。縻绠即井绳,与前辘轳意思相同,都是借汲水的过程,喻指作诗时思绪飞动的状态。那么,既然天天要作诗,诗思会不会枯竭呢。作者认为不会,正如从井里汲水一样,虽然每天都汲,可是“朝来砚汲引,依旧得清冷”,给人的感觉仍是全新的。
这首诗的尾联“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点明该诗是赠给“同怀人”,同时贾岛是中唐苦吟诗派的砚要代表人物。尽管他曾说过“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送僧》)一类的话,但落实到作诗上,却从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气韵,而总是在费尽心思地雕章琢句,仿佛是要通过“渐修”得到作诗的真谛。这种诗的艺术风格,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贾岛》一文中也作过论述:“贾岛同时代的人,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僧房和山野的清寂幽僻就与“清凉”和“酸涩”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通过苦吟的手段来达到这一境界又是一些才气一般却又希望有所作为的诗人的较好方法。所以,前人认为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不无道理。《唐摭言》卷十曾记载了晚唐李洞尊崇贾岛的事迹:他铸贾岛的铜像,经常手持念珠念贾岛佛。如知道谁喜欢贾诗,他就手录贾诗赠之,并再三叮咛说:这无异于佛经,应该焚香而拜。李洞的做法虽有些极端,但足以说明贾岛诗的独特风格对晚唐五代诗人的深刻影响。综上所述,就不难看出该诗尾联中的“多苦辛”。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