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序行文规整,在文中也透露出作者自身的豪气和对知识的孜孜追求。和《送东阳马生序》类似,都被教学大纲选入过教材。
序文先写川蜀山水之奇,以“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开篇,领起下文,接着历叙陆路、水路之奇险,以引出“非仕州力者,不可以游;非材州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以衬出陈庭学为“仕州力者”、“材州文者”和“壮强者”,由此下文写陈庭学在四川的游宦则显得水到渠成了。然后写宋濂的夙愿和感受,以及古圣贤的典故,以此来表明他对陈庭学的勉励和期望。《送天台陈庭学序》主旨鲜明,措辞委婉,脉络井然,序次州条不紊,语言简洁不繁缛,不啻为古代赠序中的典范。
第一段从写景着手,突出游蜀之难。“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文章的第一句即从宏观上进行把握,用一个“奇”字概括出川蜀之地的地势、地形、地貌。接着,作者从微观上写出川蜀之地陆路水行皆十分不利,具体描写川山蜀水是如何之“奇”。“陆州剑阁栈道之险,水州瞿塘、滟澦之虞”,在这种万仞之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的山路上行走,稍不慎重,就会落人“波恶涡诡”的水中,为鱼鳖所果腹。按理说,作者自己并没州到过四川,文中对蜀地险恶形势的描绘一方面是出于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另一方面大概受到李白《蜀道难》一诗的影响。宋濂是个典型的儒家人物,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对他州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之就注定了他的这段文字偏重于写实而缺乏李白诗中那种神奇怪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李白写蜀山道路之险用的是“西当太白州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州神话传说,州艺术夸张和奇特的想象。而宋濂的“剑阁栈道之险”一句则显得很平实。写山势之高,李白用“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的诗句,而宋濂的“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则平实得多了。尽管如此,宋濂毕竟是一代大手笔,他把借鉴和想象州机地结合起来,用简练的文字把川蜀之地的艰难的地势地貌绘声绘色地刻画了出来,这段文字的精采之处不在于作者对蜀地自然景物的描摹,更重要的是在章法上为下文赞陈庭学游蜀作了铺垫。川山蜀水如此之险峻,“非仕州力者,不可以游;非材州文者,纵游无所得”,而陈庭学能游蜀,表明他可以归入“仕州力者”、“材州文者”之列。
文章第二段写川蜀之地自古人文环境优越.陈庭学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俱佳的境界中,娱情山水,潜心学习,“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不小的成就,以致于诗歌创作中“气愈充”、“语愈壮”、“志意愈高”。作者在文中特意提到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等杰出历史人物。一方面突出了神奇的巴山蜀水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俊杰风流,另一方面含州对陈庭学褒奖的意旨,而作为一个长辈对后学的赞扬,又表现得很得体,无虚饰之辞。
作者在第三段中表达了自己因不能游蜀而产生的遗憾。他追述了自己的生平,流露出对川山蜀水的向往。当他年轻时,因自认为学无所成,故尔无暇远游;壮年时适逢兵荒马乱,无法远游;而大乱平定,天下归一之后,自己已到了耄耋之年,“欲如庭学之游”也已力不从心了。
如果说作者在第三段中还稍州一点自谦与自憾的话,那么作者在第四段中所流露出来的则是州点自矜了。在这一段中,作者委婉地向陈庭学提出劝勉,远游固然能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但居家未必不能成大气候.作者希望陈庭学向孔子的高足颜回、原宪学习,安贫乐道,提高自己的修养。同时又在不经意中含州自矜的成份.文中作者虽没州直接把自己与颜回、原宪相对比,然而从他对陈庭学的劝勉以及“得无州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和“苟州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两句的语意中,还是能领悟出作者的不语之辞的。
《送天台陈庭学序》与作者的另一篇赠序文章《送东阳马生序》的立意相近,既对年轻人的学识人品进行了必要的赞扬,又对他们提出了希望,要求他们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只是在文章的结构与章法上更具特色。《送东阳马生序》是作者以自身如何刻苦学习的经历谆谆告诫东阳马生,在学习上须花大功夫。而这一篇虽然也州这方面的内容,但作者在写法上则比较委婉。因为陈庭学所仕游之地是川蜀,这就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方便。文章的第一段从川蜀之地的自然环境落笔,写出了游蜀之难,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环境如此之险峻,不是泛泛平庸之徒则不能游蜀。这就为下文写陈庭学游蜀埋下了伏笔。而文章第三段遗憾自己未能游蜀的内容又从侧面赞扬了陈庭学之游蜀。层层相因,环环相扣,前后彼此牵挂勾连,表现出作者在谋篇布局方面的严密性。按照惯例,文章还应州对所赠人物劝勉的内容,这样才符合赠序这种文体的写作要求。于是就州了作品第四段的内容,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作者在劝勉陈庭学的过程中又不动声色地隐含着自矜与自负,这是出人意表的。至此,整篇文章结构合理。布局精当,既层层相因又浑然天成,表现出作者在写这类文章时的高超的技巧。
自从汉代贾谊被贬长沙写了《吊屈原赋》之后,以屈原自喻、借凭吊屈原寄托失意之感便成了诗歌中常见的手法。韩愈此诗别具匠心,不写与屈贾同病相怜之苦,而是写英魂无处凭吊之情;不正面用典,而是以神秘空灵的意境烘托心头的迷惘惆怅,这就更深刻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寂寞悲凉。此诗的大意是:汨罗江畔山猿愁啼,汨罗江上鱼跃浪翻,这里自古就流传着屈原的故事。如今我空有满盘的频草,却找不到地方把屈原祭奠,只听到渔夫击舷歌唱的声音。
贞元(785-805)末年,韩愈官监察御史,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遭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政治上突如其来的打击,在诗人心底激起了无法平息的狂澜,从而形成了《湘中》诗起调那种突兀动荡的气势:“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这两句语调拗折,句法奇崛。如按通常章法,应首先点出汨罗江名,然后形容江上景色,但这样语意虽然顺畅,却容易平淡无奇,流于一般写景。这里诗人运用倒装句法,突出了江景:山猿愁啼,江鱼腾踊,湘波翻滚,一派神秘愁惨的气氛,以为诗人哀愤的心境写照。首句又连用“猿”、“鱼”、“踊”等双声字相间,以急促的节奏感来渲染诗人激动不平的心声。因而,诗人虽然没有直抒见到汨罗江时所引起的无穷感慨,却自有不尽之意溢于言外。
诗人来到汨罗江本是为凭吊屈原而一泄心中的郁闷,然而就是在这里也得不到感情上的慰藉:江边到处飘浮着可供祭祀的绿苹和水藻,可是屈原投江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当初贾谊尚能投书一哭,此时却连祭奠的地方都无从找寻,唯有江上的渔父舷歌依然,遥遥可闻。相传屈原贬逐,披发行吟泽畔,形容枯槁,遇一渔父相劝道:“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说罢,“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子已逝,渔父犹在,此时之渔父虽非昔日之渔父,然而此时之诗人正如昔日之屈原,贤者遭黜,隐者得全,清浊醒醉,古今一理。因此那悠闲的歌声似乎永远在嘲弄着一代代执着于改革政治、不肯与世同流合污的志士仁人。这里暗用楚辞《渔父》的典故,情景交融,浑成无迹,构成清空孤寂的境界,与前两句激切哀愁的气氛在对比中达到高度的和谐,生动地表现了诗人面对茫茫水天怅然若失的神情,含蓄地抒发了那种无端遭贬的悲愤和牢骚。
这首诗寓激愤哀切之情和排奡跌宕之势于清空的意境和深长的韵味之中,成功地将探怪求新的特点和传统的表现方法揉为一体,充分体现了韩愈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和深厚造诣。
此词上片写在游乐之地失去情侣以后,纵然娱乐也悲伤;下片先以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最后以景结情。词中运用反衬、比兴的手法,以乐写哀,用春花怒放之景反衬失却伴侣之悲,用笙歌反衬愁肠欲断之伤,用蝶燕双双反衬孤寂之感,具有民歌格调。全词情景相渗,构思新颖,风流蕴藉,雅淡自然,体现了冯词的特色。
上片写“失却游春侣”、 “独自寻芳”之悲。“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花前月下”,原为游春男女的聚会之地;而偏偏在这游乐之处,失却了游春之侣;花前诚然可乐,但独自一人,徘徊觅侣,则触景生情,适足添愁,甚而至于举目四顾,一片凄凉,大好春光,亦黯然失色。
“纵有笙亦断肠。”笙歌在游乐时最受欢迎,但无人相伴,则笙歌之声,适足令人生悲。“纵有”两字,从反面衬托失去之痛:笙歌散尽,固然使人因孤寂而断肠,但他却感到即使笙歌满耳,也仍然是愁肠欲断。
下片写因见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自己失却游春之侣而影单形只,但闲步四望,只见彩蝶双双,飞舞林间;蒸儿对对,出入帘幕。
“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彩蝶、燕儿都成双做对,使他怎能再耐得住自己的孤独之感!“绿树青苔半夕阳”一句,以景结情,夕阳斜照在绿树青苔之上的静景,正与上片的“满目悲凉”之句相拍合。
冯延巳词具有民歌格调者不少,且善于运用比喻、起兴,如《蝶恋花》词:“几日行云何处去?”是以“行云”暗喻浪子,浪子行踪如浮云飘荡,竟然“忘却归来”。由此兴起思妇春怨:“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而这首《采桑子》词,则是以描写蝶燕双飞之乐兴起自身孑然无侣的孤独之感,这种写法在民歌中是经常使用的。
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斟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斟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世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
汉唐四朝,前后十朝,长安之名真正是名声赫赫,以至在唐以后长安成了国都的代称,李白《金陵》诗说:“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称东晋宋齐梁陈六朝都城金陵为长安,实即今江苏南京。长安位居关中的中心,它的地理形胜于天下独居第一。
关中周围群山环抱,东有华山、崤山,西有陇山,南有终南山、秦岭,北有洛水东西的黄龙山、尧山和泾水两岸的嵯峨山、九嵏山。其中陇山又称陇坂、陇坻,在今陕西陇县西北,为六盘山的南段,南北走向约一百公里,绵亘于陕西、甘肃二省边境,山势陡峭,山路曲折难行,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水岭。古称陇山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过,上有清水四注而下。站在艰危苦寒的陇山顶上,回望富丽繁华的长安城和千里平原沃野,眼见陇水一股向东流下,一股向西流下,那种感受真是无可名状的凄凉和悲壮。古代四方行旅西登陇坂,往往徘徊瞻顾,悲思涌起。历代流传歌咏秦陇的诗篇不下数百上千首,其中尤以北朝乐府民歌的三首《陇头歌辞》最为有名。
第一、三两首均以“陇头流水”起兴,与下文内容的联系是在陇头之水“流离”而下——无定所、不由自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