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
《从军行》属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
在历代众多《从军行》诗作中,卢思道的这首是传播得较为广泛的。据《古今诗话》载:唐玄宗自巴蜀回,夜登勤政楼就吟咏了本诗中的“庭前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句,可见在唐代这首诗就很受欣赏。
古乐府《从军行》大多写军旅生活的艰苦和征人思妇两地相思的痛苦,本篇也是如此。
这首诗的前半部是写征战将士英勇奋战,长戍不归的戎马生活。“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诗篇一开头,便渲染了强烈的战争气氛:北方的烽火接连不断地传来战争的消息,军情紧急,令人担忧。甘泉是西汉的皇宫名,“照甘泉”在这里代指向朝廷报警。“飞将”即西汉著名将领李广。接着,诗中便描绘了这位“长安飞将”的英姿。“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箫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犀渠”是盾的一种。“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这两句中“右地”指右北平,左贤代指匈奴的重要首领。“平明”和“薄暮”写出了将士们在边塞度过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偃月”和“鱼丽”是古代的两种战阵的名称。这里诗人用了极简炼的文字,生动地写出了将士们紧张的征战生活。“屯右地”“逐左贤”都是李广所为。接下来“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用了两个典故。《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道:“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山上金人曾祭天”也用的是汉代典故,汉大将霍去病出征西域,获胜,“收休屠祭天金人”。诗人通过这两个典故进一步表现出征匈奴的将士的神威,也正因为有了这些英勇的将士,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诗的前半部着重塑造了飞将军李广的形象,以李广来代指当时的征战将士,采取了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写法,既是赞扬汉代名将李广的业绩,又是当时征战将士生活的写照。把历史和现实揉合在一起。
自“天涯一去无穷已”开始,写将士和他们妻子的两地相思。诗从两处落笔,感情转为忧怨。“无穷已”原指路途遥远,这里写出了将士们遥无归期的征战生活。“蓟门”“马岭”“龙城”均为北方的地名,在这里都是虚指。连年的战争使将士家中的亲人,对着遥远的塞北望眼欲穿,但是“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诗人用衬托的手法写出了战争的长期和残酷。“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五原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这里写了亲人们在极寒冷的塞外,远隔千里,因此人们只能发出“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的叹息。《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有《关山月》曲,《乐府题解》说:“关山月,伤离别也”在写征夫思妇的诗中,常用到关山和月。人们想着万里之外的亲人,谁能独自欣赏那美丽动人的月亮呢?“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既写出了边地将上的生活苦寒,又写出了他们悲切的怨情。“伤马骨”出自陈琳的“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冬去春来,在远离故土的异地他乡,将士们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雁归而人未归,萧萧长风,行行归雁,蕴含着征夫思妇无限的思乡离情。
“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可说是全诗的总结,龙庭是匈奴祭祀的地方,“出龙庭”在诗中指出征之远。“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意思是说匈奴已投降了,将军再到哪里去建功立业呢?言外之意是:边塞的将士总该回来了吧!
《诗薮》说“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卢思道《从军行》,薛道衡《豫章行》,音响格调咸自停匀,气体丰神,尤为焕发。”可以说《从军行》影响了唐以来的七言歌行。
隋朝统一了分裂三百来年的中国,结束了东晋以来南北对峙的局面。作为隋代的诗人卢思道,在他的诗中,也融会了南朝和北朝的风格,在《从军行》中,既写将士的英勇出征,又写了思妇闺怨,既有“长安飞将出祁连”“白马金羁侠少年”的奔放、雄健,又有“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的清丽、哀怨,南北的风格在卢思道的《从军行》里得到了较和谐的统一。
《咏竹》是明朝诗人朱元璋的一首诗。朱元璋出身贫寒,幼时还入寺为僧,他从普通列兵爬上皇帝高位,没有一种搏击命运的进取精神,何以成功?没有必胜的信念,岂能横扫元庭,席卷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雪竹即是朱元璋之自况。作品赏析全诗由两幅写意水墨画组成。
前两句“雪压竹枝低,低下欲沾泥”为第一幅,描摹、刻画积雪压竹之状:三九寒天,大雪纷飞,万物凋零,唯有青竹本色不变,但积雪厚重,压得竹枝弯下腰身,以至竹叶几乎碰地,沾染上污浊的泥土。可是,青竹低而不折,自有一种顽强的意志和不可征服的韧性凝聚其中。这幅画属于冷色调,天空密布铅灰色的浓云,积雪之中微见青枝,黑污的泥浆更是格外刺目,但灰暗的画面寓意着逆境中的追求。
后两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为第二幅,状雪融竹挺之貌,纵然漫天大雪飞舞,不可一世,但终有尽时,一旦红日东升,再厚重的积雪也必将消融,那时,青竹万株,挺胸昂首,一展雄姿,与蓝天共比高低。这幅画属暖色调,红日吐辉,蓝天明亮,青竹生气盎然,它象征着胜利属于奋斗者,挫折、失败只是暂时的。朱元璋性情粗豪,“依旧与天齐”一句充分表现出这位马上得天下者的帝王气魄。
这首咏物诗,画面简洁,色彩对比鲜明,意象清晰明朗,寓意醒拔,读之琅琅上口,近乎民歌风格。据史料载,朱元璋喜与儒生朝臣列坐论诗,但他自己写的诗,却绝少文人纤弱、缠绵之风,处处展露出“一代天骄”的神韵。
柳宗元于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冬贬至永州,至则无处可居,只得寄寓在永州龙兴寺,得以与僧人重巽相识结交。重巽赠以新茶,柳宗元作诗回赠,应当是第二年春以后的事情。观此诗,柳宗元心情已较平静,又新茶当采于春天,王国安先生《柳宗元诗笺释》认为此诗作于公元807年(元和二年)春,可从。
茶叶的品质好坏,直接与茶树的种类、采摘的时间、当地的气候等多种因素相关。茶树喜好阴凉湿润,刘禹锡《试茶歌》云:“阳崖阴岭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可知古人认为竹下茶最佳。重巽所赠茶叶,正是所谓竹间茶。
这首诗开头两句是说,这茶树生长在密密的斑竹林中,为清莹的雨露所滋润,“湘竹”二字既给茶叶赋予了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又照应到诗题“竹间”二字。富有经验的采茶者都知道,采茶时间最好是每年初春谷雨前后的新芽之时,若在清晨日出前带露采摘其品质更高。诗中第三四句说重巽亲自“晨朝掇芽”,表现出重巽深懂茶道,正合采茶之法。采茶的时间是否适当,对茶叶品质的好坏,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诗中用一个“复”字。这个“复”字,乍读之下,很难理解和译出,其实是把奇特的竹间茶树和正确的采摘时间两方面联系起来。第三四句诗,既说明了茶叶品质美好的另一个原因,又与诗题中“自采新茶”四字相照应。茶叶又以高山云雾茶为佳,诗中第五六句诗所说的“蒸烟”和“丹崖”,正是指明了云雾和高山这两点,表明了茶叶品质上乘。第七句是说盛装茶叶的器具其形状之美,色泽之奇之特,间接衬托出了这茶叶的名贵与稀罕。第八句则是用典故比喻,直接评述茶叶品质的纯美无瑕。
诗歌的第二部分是惊赞茶叶香气的奇妙。首先是香气持久悠长。第十句,“馀馥”是说香气不是一飘而尽,而是久留不散。“延”指香气渐渐弥漫开来,“幽遐”则指香气传到了很深很远的地方。其次是茶香的神奇功效。喝了好茶,可以提神、祛秽,诗中的第十一句和第十二句,就是围绕这两方面来说的。“荡昏”,即清除心神上的昏沉困倦,可以提神。“荡邪”,就是除秽。“涤虑”,就是洗去心中的烦躁,去掉昏惑和邪气,保持心神的安宁和清醒。这样,喝好茶有益于身心的健康,这是一般人从生理角度来理解的。然而柳宗元则从心理角度加以发挥,提升到了人的精神思想品格的高度来评价好茶的妙用。“涤虑发真照”,是说茶香净化了人的思想道德,显露出人的毫无污染的真情本相。“还源荡昏邪”,是说茶香清除了精神意识中的昏浊邪恶,使人回复到自然天性,保持清白纯洁的境界。可见,诗人在此用到了双关象征手法,这么立意构思,就非常巧妙深刻,富有诗意。正因为这茶香不仅有益于人的生理健康,还能有益于人的精神的健康,使人脱俗,所以才是最为神妙的珍异的上品。也正因为这茶叶具有这样的神奇功效,所以下面柳宗元连用佛教道教中的两种神奇的故事来加以比较。佛祖如来的甘露饭,香气熏染了毗耶城和大千世界,其实是说佛法广大,教化感人,使人皈依正道。道家仙客所饮流霞仙酒,使人数月不饥,其实是丹药神力,使人清心寡欲,不贪不痴,修成仙体。它们同为食物,都具有神奇功效,所以柳宗元用它们来与茶叶相比。不过,柳宗元自己更为信佛,而且斋饭、茶叶易得,流霞难求,所以诗中要说香茶“犹同”甘露饭,而“贵”于流霞。
对这珍贵的名茶,柳宗元自然十分赞赏和珍视,但是既为其物,更为其人,因为这是柳宗元在贬谪永州时的第一位友人所赠,且为亲手所采,关爱殷切,情意殷深,使困窘中的柳宗元倍感精神上的慰藉和友情的可贵。赞美茶叶,其实更是赞美友人的情谊。所以柳宗元要用“金鼎”烹茶,要以自作新诗回赠,更要从精神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