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微贱的劳苦者在行役途中感叹自己命运的漂浮不定，怀疑自己有无能力坚持下去，盼望有一只援助之手来拉他一把，从而继续走着漫长而艰辛的行旅之路。
其实正可把这位劳苦者的境遇看作是我们的人生之旅的一个缩影，是我们人生之旅的真实写照。从生到死，是一个完整而漫长的过程。谁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谁不可能漂浮不定？谁不渴望上天之手拉自己一把？谁没有感到疲惫得即将倒下得时候？谁没有感到前途迷茫、找不倒出路得时候？谁没有痛不欲生、彻底绝望得时候？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几乎满世界都会听到各种各样得感叹。如果有谁说自己从未有过痛苦、悲哀、疲惫、绝望、彷徨、厌恶、烦闷 、畏惧、孤独、恐惧、战栗等等，那倒真是匪夷所思得怪事。只要我们还未走到死亡的尽头，就不可能摆脱人生之旅上这一切真切的体验和内心的感悟。
贝多芬曾经大呼：“我要扼住命运得咽喉！”这无疑体现了他不向命运低头和屈服得英雄气概，足以让我们叹为听止，高山仰止。可是真实生活中得我们，有几人能扼住命运得咽喉从而驾驭它。
这首词词赋本题，写神祠一日祈赛所见所感。上片从外而内，写神祠之静穆枫叶如霞，芦花似雪，此为寻常秋景；古树参天，寒鸦霜色。此为不寻常之秋色。点染外景，渲染出庄严的色彩。“昼灯”二句，摹写内景。日已当午，轻纱拂笼，光线幽暗，昼灯幂幂，珠帘垂坠。当午犹如此，朝暮之昏暗幽幂当可知。由“当午”到“影斜”，神祠一日已过矣。
下片由近而远，写众人之归。祈赛已毕，渡水而来的香客，也由“门外往来”到“翩翩帆落”。与上阕神祠的古穆神秘相比，“门外”二句，显出尘世扰扰的况味来。一日喧嚣，帆去如蝶，轻忽无痕，终归天涯。于神祠而言，熙熙攘攘，终究只是门外过客，来者终去，留者难留，一切部将回归到古树枫叶的寂寂中。所祈所盼的由衷之诚和殷切之志，让帆远人去的香客神思萦绕，不禁频频回首，但望中所见并非神祠，而是隔江烟火、三两人家。村户寥落，渡口人家，神且难佑；千里之遥，往来祈赛，神有什么灵验。天涯客的回首，极见回味后的沉静之思。由起句之古树寒鸦，到结语的三两人家，画境苍朴，余韵袅袅。
这首词咏祈赛，却略写祈赛过程，更没有正面描写画旗喧鼓，全拟祈赛者口吻。上片写祈赛客一路接近神祠时所见，下片写祈赛客离开神祠时回首所望景象。上片未见人踪，全写神祠，而笔笔随人之视线而动；下片笔笔随人，而言外心中，依然隐隐有神祠在焉。在多咏闺思别愁的唐五代词中，此词别具面目，另呈一格。
这是李雯甲申国变之后的作品。人生的际遇真是难以言说，有处世出于自己禀赋的志意怀抱的情况，可是也有行事遭遇外在环境操纵逼迫的情况。李雯正是一个才华横溢却遭际不幸的人。他陪父亲到京师，没多久李闯王占领北京，他的父亲就殉明死难了。李雯是“絮血行乞三四日，乃得版榇以敛”，他当时几乎饿死，却又不敢死，因为还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未把父亲的灵柩送回故乡。当时清廷有一些欣赏李雯才华的人把他推荐给满清的中枢内院。李雯之仕清是不得已的，他又是个感情很敏锐，而且很自责的人，所以其国变以后的作品一直写得非常悲哀痛苦。
《风流子》这首词一开头就是个疑问的句子，“谁教春去也”，短短的五个字，就有一种非常深刻曲折的意思。李后主的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写得感情奔腾汹涌，一泻无余。因为他是个比较任纵的帝王，没有约束节制自己的习惯。李雯却是个自我反省、压抑而又自责的人，同样是写亡国的悲痛，可是他与李后主表现得迥然不同。“谁教春去也？”是对命运发出的质疑。天下的事情有许多为什么，国家为什么有这样的下场？我李雯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这种疑问的句子表示出来的，常常是一种悔恨、不平。正所谓诗词无理而妙，李词“春去也”已是一重悲哀，“谁叫春去也”，这是又一重更深的悲哀，如此美好的事物为什么转瞬即逝？没有谁能给出答案，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
“人间恨、何处问斜阳？”又是一个问句。人间到处都是悲恨，这一“人间恨”，既是紧扣“送春”的题目而发的现实中之送春伤春之恨，也是文物繁华尽皆破灭的亡国失家之恨，更是自己的失身之恨。李雯在去世的前一年给陈子龙的书信里说：“三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真是声声皆泪，人间为什么有这么多悲哀？为什么有这么多缺憾？这些人间恨事，你又能去问谁呢？屈原问天，李雯却要问斜阳。斜阳本身就是无常的，快要沉落的，它又能够回答你什么呢？因此开篇的两个问句，所表达的悲哀不只是字面上的，而是从内心里传达出的彻骨的无可奈何的伤痛。
“花褪残红，莺捎浓绿”，表面上当然是说落红缤纷，花朵凋零，黄莺在浓绿的枝头飞掠过去，完全是扣题而说的暮春风景。可是“落花”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语言代码，花的零落代表了所有美好事物的凋零残败。李雯的故国不会再恢复了，与当年和他一起读书、作诗的陈子龙等人的交游，也不会再有了，那美好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理想和欢乐的时代，那些故人知交，都已是“花褪残红”，不再复返了。“小径红稀，芳郊绿遍”(晏殊《踏莎行》)，春天的花落尽，树叶就显得更浓密繁多，俗话说莺燕争春，那莺燕是要在百花时节忙着享受春天，所以浓绿的枝头有不少的莺燕。这正如满朝的新贵，在朝廷易代之间做着自己的打算。改朝换代中，有多少人殉节死难了？又有多少人投降以争取高官厚禄？这是“花褪残红”与“莺捎浓绿”的对比，所以是令人“思量往事，尘海茫茫”，人间的尘世就如同沧海的波涛，变化无常不可追寻。
“芳心”，代表了一个人一切美好的理想和志意，从李雯的诗文集中，确实可以看到他是许身不凡的人，可现在是“芳心谢”，对李雯来说，那所有美好的理想都已失去了，自己没有脸面做任何的事情，抱任何的希望了。“锦梭”两句，表面是写女子的生活起居，织布梳妆。李雯把自己比成一个女子，本在编织一个美丽、珍贵的梦想，可是国破家亡，自己降志辱身，有了污点，就像华美珍贵的锦缎再也织不下去。“麝月”是将黄颜色的麝香在额间涂出新月的形状以做装饰，可是当一切理想志意消失，连生活的意义都没有了，再弄妆梳洗又有什么必要呢？这个女子懒得再装饰，她又能为谁装饰呢？这是两个工整的对句，“旧织”暗喻了李雯过去的美好的理想，“新妆”比喻迎合与奉承新朝，李雯之仕清是出于不得已，在他的内心并不想追求富贵，更不愿去曲媚迎合新朝。
“杜宇”即杜鹃，为送春之鸟，当它啼叫之时，春天也就走了。杜宇又是古蜀王名，号望帝，死而化鸟。作为一个带有丰富文化背景的语言代码，其含意可用李商隐《锦瑟》诗“望帝春心托杜鹃”一语概括之。杜鹃代表死去的皇帝，象征明朝的覆亡。而杜宇的啼声似“不如归去”，旧日的国家朝廷、朋友志意都已一去不复返，所以“不如归去”的叫声更徒添伤心，李雯又能回到哪里去呢？杜宇悲鸣，惊醒了他年少时代编织的美梦，而父死国变的发生也恍如一场噩梦，即所谓“觉余惊梦”。而“碧阑三尺，空倚愁肠”，“碧阑”是指碧玉雕成的栏杆。李商隐的《碧城》诗有句云：“碧城十二曲阑干。”李商隐说“碧城十二”，李雯说“碧阑三尺”，数目并不是用来计数的，“十二”和“三”都是代表多的意思。他说我靠在那曲折珍贵的玉栏杆上，这么美的“碧阑”，本是让人倚栏凭眺春天的美景的，可是春天已经走了，也就只剩下满腹的惆怅悲哀。
“东君”是春天的神，“东君不做繁华主”，是说春天的神不为万紫千红做主，没有保护它们，因此是“抛人易”，春天这么快地过去，这么容易就把我们抛弃了。这既是扣住题目来说的“送春”，又有引申出的旧日朝廷和生活对自己的抛弃。正有李后主“别时容易见时难”(同上)的感叹。
最能代表春天的，就是柳树，而柳树又往往长于池塘水边。王夫之《蝶恋花》曾说：“叶叶飘零都不管，回塘早似天涯远。”在中国的传统中，杨柳“拂水飘绵”的姿态才是最美的。所以说“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正所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晋书·周顗传》)，京城还是往日之京城，李雯的故乡云间还是往日之云间，可是往日之人物文明却不再依旧了。“留下长杨紫陌，付与谁行？”“行”是一个表示受语宾语的词尾助词。暮春三月，当花落以后，树叶浓荫茂密，正是柳树长得茂盛的时候，这是承接上句“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来说的。“留下”句，表面上写的就是因为东君这位春神轻易就不为春天做主了，那么留下高大的杨柳树和宽阔的道路要托付给谁呢？可是“紫陌”不是平常的路，它特指京城的道路，刘禹锡《看花》诗“紫陌红尘拂面来”句，指的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而任何地方的高大柳树都可以叫做“长杨”，可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杨”又指汉朝都城的一座宫殿“长杨宫”，扬雄有一篇《长杨赋》，写的就是长杨宫。因此“长杨紫陌”又代表了国家的都城。明朝不在了，它的首都交付给谁了呢？江山又交付给谁了呢？当然是归于新的统治者满清。无疑而问，沉痛至极。
“想《折柳》声中，吹来不尽”，笛曲中有一支曲子叫《折杨柳》，是用来表示离别、怀念的，所以李白《洛城闻笛》说：“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当无数的杨花被风吹落，春天也就越来越远了，当《折杨柳》的笛声响起，它带给人的是对故园、故国、故人的怀念，而这种怀念之情是道不尽、说不明的。杨花被吹落了，但李雯不直接说“落花”，因为“落花”是个实物，他说“落花影里”，正可见词这种文学体式的细致与微妙。杨花在落花飞舞的影子里飘落凋零了，可是与李雯另一首《浪淘沙·杨花》之“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相较，“舞去还香”一句，使杨花在飘零之前有一个振起，表明即使飘零也还要有一种舞动的姿态。李雯是玷辱了，是被踏入了沙间，可是他还有多少的感情志意并未完全消磨。
“难把一樽轻送，多少暄凉。”古人有饮酒送春的习俗，韩偓《惜花》诗说“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一杯酒就把春天送走了。可是李雯呢？他能轻易地用一杯酒把明朝的春天送走，把过去的理想志意送走吗？李雯是自责的，他不能忘怀于自己的亏欠、玷辱，他有羞耻和惭愧。那么多的恩怨是非、悲欢冷暖，这其中的痛苦实在不是可以轻易就排遣的。
这是一篇别致的“劝学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了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它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读者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
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书的宝贵，作者举了两类东西作陪衬，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见了喜欢、听了悦耳的好处，但并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金石草木丝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又有使用损耗和来源短缺的弊病。在这两个陪衬下，作者才引出书籍的宝贵——有上面两类东西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不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既生动又通俗，书的宝贵价值一下就显示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说书宝贵和读书的好处，但含义庸俗，引人入邪。该文的对比方法，内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说从孔子起，人们就很重视读书。那时书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书很多，求书很难。作者从不同角度举了例子，一是楚国很大，可是只有左史官倚相能读懂上古时代的书籍；二是达官贵族如韩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鲁国才见到《易象》和《诗经》这类书；三是当时一般读书人，能见到六经的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孔子时代求书很难，学习条件很差，但是那时候的读书人却学习得很好，“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作者采用博证法，有意增强可信程度，并非繁文缛节，另一个作用可以反衬古代读书人的刻苦认真。“非后世君子所及”，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后世读书人存在的问题。
第二段作者采用详略结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汉以来，书逐渐多了，得到书籍已经很容易了，但学者却“益以苟简”，学习态度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再从亲身见闻方面加以证明。苏轼先从自己听见过老儒先生讲起，“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是指求书难；“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是叙述学习刻苦。
再写所见，眼见现在书越来越多，求书极其容易，可是“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历史角度从简，所见所闻从详，重点是落在批评后生科举之士不爱读书的坏习气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后面又用“此又何也”，两相呼应，都是责问不重视读书是什么缘故，表示两重叹息。一问再问，问而不答，留给读者去想，寓劝于问，意味深长。
涓涓流水归大海，作者前面写的铺垫，目的还是在于写李君山房藏书的意义。“余友公择”是交待人物，说明李氏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读书和藏书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记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写李君的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书凡九千余卷”，是说明藏书的数量。“公择既已涉其流”至“以闻于当世矣”这段反映李君读书认真、受益颇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之僧舍”说明李君藏书的与众不同，目的为了“将以遗来者”，它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颂扬了李君藏书的善举和无私的品质。最后，作者表示要抓紧时间好好阅读李君藏书，以资自补的愿望。同时趁写记的机会，规劝来者和今之学者要爱惜书的宝贵，改变有书不读的毛病。既与前面论述相呼应，又完成了作记劝学的目的。
全文主要采用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法，先议后叙，把书的宝贵、求书之难、学者日趋不重视读书的道理和现象写透，再写李君藏书的意义。文章内容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在议论中运用了对比、陪衬、博证等手法，有力地加强了生动性和说服力。作者在语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参差不齐的散行句，显得十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