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秋夜抒怀之作，具有李后主词的一般风格。它没有用典，没有精美的名物，也没有具体的情事，有的只是一种顾影自怜，空诸一切的观念。一切都是那么朴素，那么明白，却又令人低回与困惑。大约是词人后期之作吧。读这类词，最要玩味其中环境氛围的创造，和抒情主人公浅貌下的深衷。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开头两句是说，昨天夜晚，风雨交加，遮窗的帐子被秋风吹出飒飒的声响，窗户外传来了令人心烦的风声雨声，整整响了一夜。首两句写秋夜风雨，完全是白描化的。表面看来，风雨大作，怪嘈杂的，其实除了“飒飒秋声”外，此时更无别的声音，反而见出夜的寂静。令读者觉得其境过分清冷，几乎要倒抽一口冷气。此种词句，最见后主本色。
“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这两句是说，蜡烛燃烧得所剩无几了，壶中水已漏尽，我不停的多次起来斜靠在枕头上。躺下坐起来思绪都不能够平稳。这两句出现了抒情主人公，这人物给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是他过于清醒，他熬到“烛残”，听得“漏断”（更鼓歇），可见是一夜未曾入眠了。这清醒状态的描写，正好逼出下片的感慨。另一个印象便是它方寸烦乱，“频欹枕”的“频”字，表明他在床上是辗转反侧，五内俱热。后来干脆不睡了，但内心仍不平静，表现在动作上便是“起坐不能平”。他到底为什么，这恰恰是词人不喜道破的。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这两句是说，人世间的事情，如同流水东逝，说过去就过去了，想一想我这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以前荣华富贵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过片之后，全属抒情。这也许是最一般最普遍的人生感慨了，但对于不同的人，其中包含的人生体验之具体内容，则可以是各各不同的。此即《维摩经》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各随所解”。后主词所以能引起后世众多读者的共鸣，原因也在于此。这两句中的“漫”（作空解）、“算来”，表现出一种空虚、疑惑、迷惘感，是很传神的。
“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末两句是说，醉乡梦里平坦，也无忧愁，可常去，别的地方不能去。主人公无法摆脱人生的烦恼，却是因为他太清醒，太执着。最后两句，说穿了便是一醉解千愁，可词人换了个比喻性的说法——“醉乡路稳”，则其反面是醒者行路之难，故云“此外不堪行”。
全词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李煜后期作品的特色：情感真实，清新自然。尤其是这首词，作者对自己的苦痛毫不掩饰，把自己的人生感慨明白写出，不假饰，不矫情，简洁质朴，有现实感，虽然思想情调不高，但艺术价值不低。
柳宗元贬居永州时，寄住在永州城南潇水东岸的龙兴寺。元和五年，搬迁至潇水西岸愚溪侧畔，并在此构筑家园，过着“甘终为永州民”的定居生活。当时，古城在潇水东岸，潇水以西的愚溪自然称为“郊”。在此“郊居”的五年时间，诗人写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郊居岁暮》就是其中一首，写于元和十年冬。
这首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怀。诗的首联和颔联，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作者还用极富岭南色彩的景物勾画了一幅岭南所特有的风情画。永州属古楚地，也被称为“南蛮之乡”。这里缺乏开发，民风淳朴。宗元所居之地，背倚山峦，面临溪水，乔榛遍野，“蝮虺”出没，与诗人任职京师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荣都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的颔联以“野”字极为精炼地概括出“郊居”之地的景物特色。山峦连绵、溪水淙淙是“野”，人烟稀少、南蛮风气是“野”，樵夫担柴、唱歌抒怀是“野”，烧榛种田、庭院空寂是“野”。在诗人的笔下，“野”味十足，“野”趣横生。诗人囚居永州已近十年，仿佛已读懂了背负的“山郭”，烧荒残留的余木，踏歌归来的樵夫，离群索居的自己。在这幅极富“野”味的画面中，不仅有冷峻峭拔的景物，还有热情淳厚的樵夫，更有空坐庭院的诗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人。人、诗、画共为一体，景、人、情浑然天成。
诗的后四句在前四句写景的基础上抒发诗人既悠然自得又感物伤怀的矛盾心绪。诗的颈联阐明了摆脱现实、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就这两句而言，前句是因，后句是果。既然贬居远地，远离世上的纷争，且近年关，又自然放开胸怀寄情于山水。但现实却使诗人不能回避，悠悠往事又忆上心头。其中苦味，常人很难明白。所以，诗人在尾联中抒发了自己想“为”却不能“为”，一切都成“今与昨”的忧怨感愤。
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属柳宗元贬永末期的作品。这时的柳宗元，怨忧穷戚，失望至极，心中苦味无以倾诉，只有写作诗文抒发怨怒、愁苦的情怀。这首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表现了这种苦味：诗的前两句以“屏居”始、以“离索”终，囚居之苦跃然纸上；樵夫能悠然唱歌，轻松愉悦，而诗人却只能“默默”细想、苦苦思索，这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诗人不能“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之苦得以尽情倾吐；年关已近，贬居近十年，自己已近“迟暮”，但“例召”却杳无音讯，空怀大志而不能施展之苦呼之欲出；背山面水，幽静怡人，本应怡然自得，而诗人却如负重荷，惊魂落魄，压抑之苦不言自明。
全诗围绕“野”字描摹物象，抒发了诗人“徒成今与昨”的忧愁感伤的情怀。诗人在描摹物象时强作欢颜，以为如此就可摆脱现实的烦忧，愈是这样，诗人就愈痛苦，诗中透出的苦味就越浓烈。
唐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纷纷激化。广大河淮地区遂成为新旧军阀朱温、时溥、杨行密等进行割据混战的战场。这些军阀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曾以杀人邀取战功，飞黄腾达；在割据混战中又以屠戮生灵来建立武功，以满足各自不可告人的权力欲。《吊万人冢》就是战乱后诗人客游河淮地区时根据所见所感而剪取的一幅社会缩影，控诉了统治者为一己私利而压迫人民的血腥罪恶。
这首诗以景托情，以情驭景，情景交融，颇具艺术感染力。首句“兵罢淮边客路通”，落笔便写出诗人客游河淮地区的时间是在“兵罢”之后；“客路通”三字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于战乱暂时结束的欣喜之情。
次句“乱鸦来去噪寒空”，承上而来，在刚刚振起的欢悦情感上兜头泼来一盆冷水——一路之上，人烟灭迹，黑鸦聒噪，从而使诗歌画面陡然涂上了一层恐怖荒凉的色调。“乱”字写出了黑鸦遮天蔽日之多；乌鸦以食腐肉为生，万人冢上空乌鸦的狂欢乱舞，愈显出战乱中死人之众，使天空弥漫着一片凄寒之气，给人思绪上增添了悲切感。第三句“可怜白骨攒孤冢”，是以情驭景的妙笔，它以特写式的镜头拍下了“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的现实场景，一个“孤”字蕴含了对枉死者离乡背井、惨死他乡的无限同情，令人容易从枉死者联想到战争给幸存者所造成的家庭悲剧和心灵创伤。句首冠之以“可怜”二字，为诗情向高潮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足以表达出诗人的强烈同情心。末句“尽为将军觅战功”是全诗的高潮。可以说，前三句所展示的都主要是事物的现象及结果，而这最后一笔才是探究问题之本质的所在。“尽为”写出了造成生灵涂炭原因的独一性，“觅战功”则点破了朱温之流发动战争的目的性和自私性。这是全诗中关键的飞跃，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和认识高度。但这一感情的飞跃，却正是踏着前三句景物描写而达成了水到渠成的升华；没有前三句景的铺陈，第四句的宕出就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首诗在思想上与曹松《己亥岁》中“一将功成万骨枯”及杜荀鹤《再经胡城县》中“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它选材典型，构思别具一格，所以，历来为读者所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