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即从首途前夕饯宴之后写起。起笔即打破了一般送别诗词从长亭饯别到别后相思的模式,而是用倒叙法先从饯别之后的心情、感受写到分襟时的难舍难分情景的追忆。在追忆中层层推进,深化离情,而省略饯别宴会的场面。
接着写春色情景,“望一川暝蔼,雁声哀怨”,亦在烘托离别忧伤的情绪,连雁的鸣声都显得有些悲伤。再由景写至人本身。“半规凉月”,半月意谓着无法圆满,恰应了离人心中的真切感受。离别的人在月下话别,离情依依的感觉亦随着文字的铺陈而散发出来。
“酒醒后”以下几句当是写“楚客”在离开送别者以后独居旅舍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处的时间、空间都来了个大转换。“泪花销凤蜡,风幕卷金泥”烛泪都快销尽了,印有金泥图案的帘幕,随风舒卷,飘曳不定,在搅动“楚客”的情怀。好不容易才进入梦境,和“她”相逢,正欲互诉离情,偏偏又被响亮的砧杵捣衣声惊醒。“她”的绮罗香泽闻不到了,“她”的形象消失了,只留下梦回之后的“馀悲”。“馀悲”照应前文,可想到他的饯别之前、送别之后,梦境之中的深切悲苦。同时还能引起下片的追忆与推想,乃上串下连,前后呼应的关键词语。这段由不寐到入梦,由梦境到梦回,层层铺叙,有实有虚,深情婉转,从而更强化了“楚客”旅夜独居的孤寂感。
下片用倒叙法追忆昨宵饯别、分襟时,难分难舍的情景。亭皋指水边平地,即“楚客”与恋人分襟地。分襟与分袂同义,表示离别。在他们分手时,“难拚处,偏是掩面牵衣”,这情景已足使人禁受不了,这是第一层悲愁。如果这次分襟只是暂别,后会有期,那也可于悲愁中聊以自慰。然而这次分别是“怨怀长结,重见无期”,生离等于死别,这悲愁非比一般,这是第二层悲愁,较前推进了一层。
“想寄恨书中,银钩空满”,“想”字领起,用自己的推想使词境展开到一个新境界。虽然后会无期,如果能时通鱼雁,以寄相思,那也可略慰离怀,但这毫无用处。银钩,指小字,即使将银钩小字写满信笺,也是空写,终难解相思之苦。
“断鸿声里,玉筯还垂”想到恋人也在断鸿声里至今还流着伤心的眼泪,这里第三层悲愁。结构层层推进,抒情步步转进,愈转愈深,“楚客”的感情也推向了最高点。层层转进,曲折回环,亦“顿挫之致”也。
“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彼此心中有多少深愁或多少情意,老天都知道。颇有此情可鉴日月的味道,而词人写至此,也显出自己的情深意浓,多说无益,就交予苍天吧。
这首词表情达意,除借景言情外,结构上的腾挪跳荡也使别情的表达在曲折中愈处浑厚凝重。诗词典故的灵活运用、语言的富艳精工又为本词增添了一分绚丽和醇雅。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舞女,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高潮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淫乱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拼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
此文通过对柳侯柳州实政、柳民之言的描写明说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暗言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结构层见叠出,逻辑清晰。
此文非铭罗池神之文,而是吊柳宗元之篇。先追叙柳侯柳州实政,再记柳民口述,表明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作者继承孔子宗旨,不语怪神,反对迷信,而为文称颂神灵者,是痛惜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而已。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是文章第一妙境,与韩文雄奇浑厚风格略异;而其迎送神诗,又和屈原风格相近,足见作者取精用宏、不主一格的文风。
同时此文也有几点巧妙之处,其一文风奇,以宗元文风写宗元之事。韩愈这篇文章在风格上完全模仿宗元的文风,如同他为孟郊、樊绍述等人所作的墓志铭那样,用其人文风写其人之事,读之令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而且体现出作者“既陶铸古人。又陶铸今人,取他人之长,成一家之言”的“取精用宏”作风。
二是评论巧,极力抒发对宗元“不为世用”的不平。作者在文章中用宗元在南方“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柳民皆悦喜”等语。与“北方之人,为侯是非”相对照,既表达了作者的感慨,又抨击了中唐的腐败政治,可谓借物抒怀、寓意深刻。
三是叙述妙,文章层见叠出,逻辑清晰。如文中为宗元立庙的叙述,先借宗元之口说出“明年吾将死,死后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作为辅垫;接着用宗元神灵显圣,托梦部属,使立庙成行;然后在庙成大祭时,以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即死,表明宗元“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的灵气,给人以顺理成章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