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被赶出长安,心情无限激愤和失望。但又看不见别的出路,因而也更加苦闷。在这首送岑征君归隐的诗里,这激愤、失望,苦闷的心情一齐迸发出来,化为对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控诉和同黑暗政治现实决裂的誓言。
第一部分(1~4句)是写岑征君是相门之子,有着谢安一样的雅望。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以腾飞的巨龙比喻岑征君卓越的才能,充分体现了他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第二部分(5~12句)是写送别岑征君当时的情景和想象岑征君归隐鸣皋山的原因。诗中写岑征君有卓越的才能,但竟不容于世,反衬了现实的黑暗。征君归隐鸣皋山虽是无可奈何之举,但隐居生活非常的幽深凄清、恬淡纯净,同权贵专权,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对立的。无论是送别的情景,还是想象中的隐居生活又都表现了诗人极为苦闷的心情。
第三部分(13~20句),诗中描述的君主是封建时代谦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贤士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视权贵的典型。李白在诗中徵引这些古人的典故,用意无非是两个,一是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借以批评唐玄宗的“轻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态度,决不以牺牲人格来换取功名。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值得布衣寒士骄傲的人生追求。
到了第四部分(21~24句),诗人则把满腔激愤,失望和苦闷的心情,写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斥责。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诗人表示,再也不能在这个黑暗的现实里呆下去了。这里,他又是用否定一切现实生活,以消极归隐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反抗的,当然反映了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商鞅》是王安石颂扬先秦法家商鞅的一首七言咏史绝句。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开始实行变法时,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采取措施,先“立木”取信于民,以严明法令。“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二句,对商鞅令出必行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赞扬。商鞅开始变法,就遭到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商鞅根据“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商鞅能令政必行”,就是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使变法胜利推行的进一步颂扬。
王安石写了这首诗,对商鞅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粉碎了顽固派的破坏阴谋。特别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两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王安石的尊法反儒立场,针锋相对地回答了顽固派对革新事业的咒骂,表明了王安石要继承和发扬商鞅的法家精神,坚决推行新法的决心。
晚唐绝句自杜牧、李商隐以后,单纯议论之风渐炽,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都大为减弱。而郑谷的这首七绝则仍然保持了长于抒情、富于风韵的特点。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扬子江边的岸边杨柳依依,那乱飞的柳絮,愁坏了渡江的游子。
前两句即景抒情,点醒别离,写得潇洒不着力,读来别具一种天然的风韵。画面很疏朗:扬子江头的渡口,杨柳青青;晚风中,柳丝轻拂,杨花飘荡。岸边停泊着待发的小船,友人即将渡江难去。淡淡几笔,像一幅清新秀丽的水墨画,景中寓情,富于含蕴。依依袅袅的柳丝牵曳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唤起一种伤离意绪;蒙蒙飘荡的杨花惹动着双方缭乱不宁的离绪,所以说“愁杀渡江人”。诗人用淡墨点染景色,用重笔抒写愁绪,初看似不甚协调,细味方感到两者和谐统一。两句中“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等词语同音字(扬、杨)的有意重复,构成了一种既轻爽流利,又回环往复,富于情韵美的风调,使人读来既感到感情的深永,又不显得过于沉重和伤感。次句虽单提“渡江人”,但彼此羁旅漂泊,南北乖离,君愁我亦愁,原是不言自明的。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三、四两句,从江头景色收转到离亭别宴,正面抒写握别时情景。驿亭宴别,酒酣情浓,席间吹奏起了凄清怨慕的笛曲。即景抒情,所奏的也许正是象征着别离的《折杨柳》。这笛声正倾诉出彼此的离衷,使两位即将分手的友人耳接神驰,默默相对,思绪萦绕,随风远扬。离笛声中,天色仿佛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握别的时间到了。两位朋友在沉沉暮霭中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君向潇湘我向秦”。诗到这里,突然停止,富有韵味。
这首诗的成功,和有这样一个别开生面,富于情韵的结尾有密切关系。末句只是交代各自行程的叙述语,既缺乏寓情于景的描写,也无一唱三叹的抒情;实际上,这首诗的深长韵味钧蕴含在这朴质的不结之结中。由于前面已经通过江头春色、杨花柳丝、离亭宴饯、风笛暮霭等一系列的物象情景进行反复渲染,结句的截然而止,更显示出分手握别的黯然神伤,天各一方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在这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都在不言中得到充分表达。“君”、“我”对举,“向”字重出,更使得这句诗增添了咏叹的情味。
这首词是咏天台山神女之事。据《神仙传》和《续齐谐记》载,汉明帝永平时,剡县有刘晨、阮肇二人人天台山采药,迷失道路,忽见山头有一颗桃树,共取食之,下山,得到涧水,又饮之。行至山后,见有一杯随水流出,上有胡麻饭屑。二人过水行一里左右,又越过一山,出大溪,见二女颜容绝妙,唤刘、阮二人姓名,好像旧时相识,并问:“郎等来何晚也!”因邀还家,床帐帷幔,非世所有。又有数仙客,拿三五个桃来,说:“来庆女婿。”各出乐器作乐,二人就于女家住宿,行夫妻之礼,住了半年,天气和暖,常如春二、三月。常闻百乌啼鸣,求归心切。女子说:“罪根未灭,使君等如此。”于是送刘、阮从山洞口去。到家,乡里怪异,经查寻,世上已是他们第七代子孙。二人于是又想回返女家,寻山路,不获,迷归。至太康八年,还不知二人下落。天台仙子则成为文学作品常咏的对象。
此词第一句写仙女的穿着。第二句写她玩赏红豆以寄相思之情。第三句写其面部表情。四、五句写她身居仙境,而梦人间。结句点题,表明仙女的孤凄,春愁无人与共。语言含蓄,情在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