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旨在为李白晚年不幸的遭遇辩护申冤,并为他不平凡的一生写照。 王嗣奭说:“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卢世傕认为这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杜诗详注》)。诗歌本身也是一篇“惊风雨”,“泣鬼神”的传世杰作。李白同辈排行第十二,所以称“李十二白”。
此诗分三大段,一个结尾。第一段从“昔年有狂客”到“青云满后尘”,追述李白于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和742年(天宝元年)两入长安的经历,对李白的前半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同时,对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热情的赞颂。前六句记叙李白初游长安事。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其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书中还记载,贺知章读李白的《乌栖曲》后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贺知章号“四明狂客”。诗人根据这些史实,赞扬李白妙笔生花,连风雨也为之感到惊叹,连鬼神也为之感动哭泣。李白经贺知章的宣扬,于是名震京师。汨没:埋没。三十年来默默无闻,此后就名满天下了。此诗一开头就显得笔锋突兀,气势不凡。非“狂客之誉”,无以彰“谪仙”之名。而“谪仙”这一美誉出自久负盛名的大诗人贺知章之口,更增加了它的份量。李白初出茅庐,一鸣惊人,恰如演员登台亮相,光彩照人,赢得满堂喝彩。“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两句历来被人们看成是描写李白的佳句。诗人以高度夸张的手法,盛赞了李白诗歌强大的艺术魅力。落笔能惊动狂风暴雨,说明李白的诗歌气势磅礴;诗成能使鬼神哭泣,说明李白的诗歌感人肺腑。诗人用精妙的语言赞美了李白的旷世才华,而“诗仙”李白也确实有资格接受这一赞誉。从这里可以看出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和钦敬。
后六句叙写李白二游长安事。“文彩”二句是说李白因擅长诗赋被玄宗召入京,供奉翰林;他那些无与伦比的诗篇必将流传千古。以下四句记叙的是李白供奉翰林期间的事。“龙舟”句见唐人范传正《李公新墓碑》:玄宗“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兽锦”句见李白《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蔡梦弼《杜诗注》引《李白外传》云:“白作乐章赐锦袍。”李白常被召入宫中为皇帝草拟文告和乐章,因为身受宠待,一些文士慕名追随左右。这时李白意得志满,盛极一时,诗人亦不惜浓墨重彩,加以渲染。诗人通过对李白两入长安的描写,用极为洗炼的笔触就勾勒出一个风流倜傥、飘逸豪放的诗人形象。
第二段从“乞归优诏许”到“诸生原宪贫”,追叙李白于公元744年(天宝三年)春被赐金放还后,南北漫游、潦倒落魄的情景,并回忆自己在与李白相识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亲如兄弟的深厚感情。“乞归”句,这既是对李白的回护,也是对玄宗的隐讳。李白离京,实际上是遭到张垍、高力士等人的诽谤而被玄宗放逐的。李白离开长安后于这年夏天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与杜甫一见如故,情同手足。“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是说李白既没有辜负隐幽之志,又能在受宠被重用和遭谗被逐的不同境遇中善自保全自己。这仍是那种回护心情的继续。“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指两人相遇后,李白很能理解自己的“野逸”,即放达不羁,自己也很欣赏李白的“天真”即胸怀坦荡。“醉舞”句指李白的梁宋之游;“行歌”句指李白回到寓家之处山东兖州。这两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一次跳跃,李白从此开始南北漫游。接着四句,笔锋一转,专写李白怀才不遇。虽才华横溢,但宏图未展;仕途受挫,虽道德高尚却无人理解。虽如东汉文士祢衡一样才智卓群,但却难逃像孔子弟子原宪那样穷愁潦倒的命运。
这一段,诗人巧妙地运用了多层对比的手法。首先,李白奉诏入京与赐金放还,通过“宠”与“辱”的对比,说明“乞归”出于被迫,暗讽“优诏许”的虚伪性。其次,才高而命蹇,空有祢衡之俊却难免原宪之贫,诗人通过这一对比控诉了人间的不平。第三,“醉舞”、“行歌”,似乎是一派欢乐气氛,但紧接着写李白的遭遇坎坷、穷愁潦倒,这又形成鲜明对比,原来那不过是苦中作乐。
第三段从“稻粱求未足”到“谁将此义陈”,着重记述李白长流夜郎前后的经历,篇幅寄慨最深,为全篇重点。安史之乱起,李白求仕不得,报国无门,于公元756年(至德元年)秋隐居庐山。正值永王李璘奉玄宗诏节度江陵,率军东下,路过寻阳。李白心怀“扫胡尘”、“救河南”的愿望入了永王幕,却不自觉地卷入了肃宗和永王争权夺位的矛盾漩涡之中。次年一月,永王败死。李白入狱,继而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县)。“稻粱”二句,是说李白受聘不过是为生活所迫,有人说他得了永王的重赂,纯属诽谤。诗人极力将李白入永王幕的政治色彩冲淡,力图在为李白开脱。李白于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冬开始流放,还没到夜郎,于公元759年(乾元二年)夏历三月在渝州遇赦,还憩江夏。因取道岳阳,南赴苍梧避祸。苍梧指湖南零陵、九疑山一带,其地与五岭接壤。“五岭”二句,因格律关系,将时序倒置。前一句指避祸苍梧,后一句指长流夜郎。“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县南,乃帝舜窜三苗之处。
“几年遭鵩鸟”。西汉贾谊谪居长沙,屋中飞来鵩鸟(即鵩鸟),自认为交了恶运,忧郁而死。李白当时作《放后遇恩不沾》:“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更问贾生才?”自比贾生,诗人因此亦以贾生比之。李白卧病当涂以手稿付李阳冰时,作《古风·大雅久不作》压卷,诗中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自比孔子,自伤道穷。“独泣向麒麟”,用的就是这句诗意。
以上六句叙写李白晚年悲惨的遭遇和凄楚的心境。以下六句则是发议论,抒感慨,极力为李白鸣不平。借苏武终于归汉和夏黄公不事暴秦的故事,说明李白不会真心附逆。借穆生辞别楚王刘戊的故事,说明李白能够自重,永王也并未任用他。梁“狱”句,是说李白曾象邹阳那样上书为自己辩护。“已用”二句,是说如果当时因事理难明,李白服了流刑,那么,如今又有谁能够将这些道理去向朝廷陈述呢?一个反问句,把无人仗义执言的感慨表达得深沉幽怒。
而这一段,因为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微妙的皇室矛盾,须委婉含蓄,故在十二句中有七句用典。本来,诗不贵用事,以防晦涩板滞。但“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诗人玉屑》)“薏苡”句,是借题发挥。“几年”二句,是以事比人。“苏武”二句,是以人喻事(“元还汉”是正写,“不事秦”是反说)。“楚筵”句,以彼事喻此事;“梁狱”句,借前人譬今人。这一连串的用典,准确贴切。所以后人评曰:“诗家使事难,若子美,所谓不为事使者也。”(《察宽夫诗话》)最后四句是结束语。诗人称赞李白在垂老之年,仍吟咏不辍,祝愿他早日“病起”,为人间多作好诗。劝李白不要抱怨没有得到皇帝的恩泽,表示自己要设法向朝廷探明究竟。这是在无可奈何中的安慰之词,让老朋友在困境中感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此诗对仗工稳,辞藻富丽,用典精当。在杜甫的一百二十多首五言排律中,此诗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均不失为上乘之作。
此诗抒写了作者回首一年前签订《马关条约》之往事时的哀痛心情,表达了作者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全诗语句警拔,撼人心魄,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春愁难遣强看山”,貌似平淡,其实蕴含的情感特别丰富。这一句诗中,作者化用的或许正是唐代诗人杜甫《春望》的诗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写的是安史之乱时,春天依旧,山水依旧,但国家支离破碎,人民流离失所。春天本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草绿林青,百花争艳,连春山也显得格外妩媚。而此时的丘逢甲却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春景。为了排遣内心的愁闷,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去“看山”。一个“愁”字写出了诗人无时无刻不在为国事担忧愁闷。但“看山”也并没有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登高眺远,那让他心惊的挥之不去的往事此时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作者禁不住悲情满怀、怆然泪下。
“往事惊心泪欲潸”,道出了起句中“强”字的答案,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也直接化用其中。杜甫诗意是,连花也为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伤心落泪,鸟也为人民的痛苦而惊心动魄。无情的花草禽鸟都为时局黯然神伤,诗人内心的痛苦自然不须多说。“往事惊心泪欲潸”,一方面渲染了“春愁”的分量,另一方面又暗中悬疑,欲露又止,将吐还吞。如果说诗的前两句还没有点明春愁的具体内容的话,那正是诗人为后两句蓄势,为后面感情的喷涌而出作渲染。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这两句用逆挽句式描述了“去年今日”台湾被割让时,四百万台湾人民同声痛哭,俯地悲泣的情景。作者始终未能忘记前一年春天发生的那件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台湾本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作者生于斯、长于斯,想不到满清政府竟将台湾同胞世代生息的故园割让给了日本。这是对台湾人民的无耻出卖,也是台湾人民的奇耻大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惨剧。
作者格外地标明时间——“去年今日”,就是由于这个日子对于他以及四百万台湾民众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同一哭”道出了全体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这是他们心底里发出的血泪呼喊,也是他们满腔爱国激情的强烈迸发。这一催人泪下的情景生动地表明了全体台湾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前两句的蓄势,后两句才一纵到底,略无滞碍,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诗的后两句也解释了前两句伤情的原因。“情能移景,景亦能移情”(吴乔《围炉诗话》)。当时作者被迫离开故乡,看见大陆的春山,联想起故乡台湾的青山绿水——那片被日寇侵占的土地,触景伤怀。春愁难遣,看山落泪,正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和故乡山水的热爱。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但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主要是由于作者与自己的人民同呼吸,共爱憎,泪洒在一起。“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此诗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八字,却真实而强烈地表达了全体国人的共同情感和心声,包含着作者爱国爱乡,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感人至深,因而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
对比手法 1.诗写的是写秋日之柳,但诗人不从眼前写起,而是先追想它在春日的情景,然后再回到眼前的柳上来。你看,在士女如云的乐游苑上,在繁华似锦的春日,婀娜多姿的春柳和飘然起舞的舞女在热闹的舞筵上结合了起来,分不清谁是舞女,何为柳枝,意境是何等的优美!而眼前的秋柳,却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景象。“清秋”“斜阳”“秋蝉”点染了环境的凄凉,春日之柳的繁盛,正反衬出秋日之柳的枯凋;春日愈是繁华得意,愈显出秋日之柳的零落憔悴。诗人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表达了对秋柳稀疏衰落的悲叹之情。全诗句句写柳,却不着一个“柳”字。句句写景,又句句抒情。诗人年轻时充满幻想和信心,怀有远大抱负,正如洋溢着勃勃生机的春柳。然而由于党争倾轧,诗人一直过着一种沉沦的生活,诗中经历荣枯悬殊变化的秋柳,正是诗人自伤迟暮、自叹身世的真实写照。 2.以春柳作比,来写秋日之衰柳,春日之柳的繁盛,正反衬出秋日之柳的枯凋;春日愈是繁华得意,愈显出秋日之柳的零落憔悴。李商隐青年时就中进士,怀有“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远大抱负,然而由于党争倾轧,长期沉沦下僚,此时悼念亡妻,悲叹前路,其心情之惨苦可想而知,诗中经历今昔荣枯悬殊变化的秋柳,不正是诗人自伤迟暮、自叹处世的生动写照?
“逐”有随着之意,用了拟人手法。本来是东风吹动柳枝,用一“逐”字,说柳枝追随东风,变被动为主动,形象更加生动可爱,表现了柳枝的生机可爱。
春日柳长,迎风摆动,但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赋一“逐”字,把柳人格化。本是风吹柳动,却偏要写成柳逐风起,再加上“拂舞筵”三字,更易让人联想到那迎风而动的柳条就是一位酒筵之上翩翩起舞的美女,翠袖绿裙,左摆右摇,煞是好看。可谓将拟人手法运用得深入无痕。
第四句两个“带”字也分明是将柳写作人。两句连起来读,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你怎么愿意在清秋之日,既带着昏黄的斜阳,又带着凄鸣的寒蝉呢?诗人把斜阳照柳,秋蝉鸣柳反说成“带斜阳又带蝉”,这一反,却将柳的形象凸现出来了。
《赠柳》,其实就是咏柳。咏而赠之,故题曰“赠”。前人认为此诗有本事,冯浩并认为系为洛阳歌妓柳枝作。由于年代久远,别无旁证,真实情况,已难考知。
李商隐对柳很有感情,他的诗集中,以柳为题的,多至十几首。这一首同他别的那些咏柳诗不同,它的背景不是一地一处,而是非常广阔的地域。“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首联就从京城长安到大江之滨的江陵,写柳从北到南,无处不在,“掩映”“参差”,秀色千里。
“掩映”、“参差”,是写柳色或明或暗,柔条垂拂的繁茂景象,点出时间是在春天。由“从”(任从)到“更”的变化,把柳的蓬勃生机,渲染得更加强烈。次联“风流”、“婀娜”,则是写柳的体态轻盈。柔长的柳枝,千枝万缕,春风吹拂,宛若妙龄女郎,翩跹起舞,姿态是非常动人的。“见说”是听见别人说,包括古今之人对柳的赞赏。“来当”句是说自己见到眼前之柳的时候,正当其婀娜多姿之时,表现出诗人的欣喜之情。上面四句,从广阔的背景上,对春柳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写出了她妩媚可爱的风姿。
下面接写柳色绵延不断。一到春天,路旁堤畔之柳笼烟罩雾,葱茏翠绿,望之令人心醉。诗人的目光,正是被这迷人的柳色所牵引,向前移去,直到桥边,眼看柳色就要被隔断,可是跨过桥去,向旁一弯,却又顺着长堤,向前延伸,最后虽然眼中已望不见柳,但心中仿佛仍然见到青青的柳色向远方伸去。“行”作“行踪”、“踪迹”解。“意相随”既指春柳傍随长堤而去,也指诗人的心为柳所系,紧随不舍,最后直至青楼酒旗、柳花似雪之处。“青楼”、“酒旗”是人间繁华之地;飞花似雪是春柳盛极之时。“忍”即忍心之意,字里透露出诗人的痛惜之情。花飞似雪,固然美极盛极,然而繁华已极,就意味着离凋谢不远。两句把春柳的繁华写到极致,也把人的爱惜之情写到极点。纪昀评此诗云:“五、六句空外传神,极为得髓。结亦情致可思。”(《李义山诗集辑评》)这四句,意境很美,言外之意不尽,很耐人寻味。
停顿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
句式
郑人有欲买履者或“有欲买履之郑人”
何不试之以足(状语后置句):以现代句式为“何不以足试之”。以:何不用自己的脚去试一试。
而置之其坐(省略句):而置之(于)其坐。
近义词
生搬硬套,死板教条,刻舟求剑,墨守成规,冥顽不灵,胶柱鼓瑟,因循守旧。
反义词
达权通变,灵机应变,随机应变。
这首诗表达了失意文人对进入官僚体系的渴望、焦虑、怨恨、绝望。
首先是两个耀眼的榜样——金日磾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小儿八九岁的时候便封高官,佩双绶,令李贺羡慕不已。但是他没有这种幸运,双绶没有得到,头发倒白了不少。年华已逝,功名无望,不仅焦灼,还有失制和怨恨,借贾生之事发出。文人望获得帝王的垂青,获得垂青后仍旧可能好景不长。皇帝们是那么容易听信谗言。西汉十二位皇帝中,唯有文帝堪称睿哲,但他也难免听信小人诲言。贾谊终于被贬为长沙太傅,三十三岁即忧愤而死。而今又值寒食,杨柳播荡,昔日那些毁谤贾谊的无耻小人们虽然早已不在人世,洛阳城外的贾生墓却少人吊祭,呈现一片肃杀之景。这肃杀之感是贾谊之悲与李贺之怨相互碰撞的产物。
李贺也遭小人谗言的陷害,“家讳”问题就是缘于小人的告发。贾生毕竟曾获帝王垂青,曾经进入权力核心,也算“潇洒走一回”;李贺则被小人陷害得十分彻底:当他正欲一展宏图的时候,命运之门就向他彻底关上了。但他心中永远也放不下“蒙帝王垂青”的信念。“一夕信竖儿,文明永沦歇”,一旦相信了这些进谗言的小人,便会永远失去文明的政治。这是“为帝王师”价值的“反面论证”。获得垂青,建功立业,甚至“为帝王师”,是无数文人心中的一个“心结”。“解铃还需系铃人”,可这个“系铃人”却总是期盼不至——系铃人常常只管“系铃”,不管“解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