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因思念友人而苦苦煎熬，心情焦虑神情憔悴，以弹琴寄托思绪，也难以排遣痛苦。
首句“久别侵怀抱”，点明写诗的缘起。长久的离别所产生的孤独、乡愁，慢慢地侵入了诗人的怀抱之中，即占据了他的身心，弥漫了他的精神，让他在这种愁思中难以自拔。
因为久别之思慢慢侵入、充溢情怀，所以就有了第二句：“他乡变容色。”乡愁之苦，可谓是一至于斯。排解愁思的办法之一，是“月下调鸣琴”，即在乡愁最深切之月夜整理琴弦，歌之咏之。
但是，从下句“相思此何极”来看，这相思仍然是排遣不了的，所以オ有这个感叹。
这首诗几乎就是直抒胸臆之作，这既是初盛唐之际的唐诗风格，更是王勃的特殊风格，或者说，是由他开创的一种诗风。
《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仇兆熬定为杜甫的绝笔诗。这首诗是杜甫对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总结，也可说是自挽诗。诗云：“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
开头八句，句句切风，发端奇绝，运用在洞庭湖汨罗江口而他处没有的黄帝、虞舜二妃的神话故事，以切成诗之地。
“轩辕休制律”，典出自《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之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虞舜罢弹琴”。典出《史记·乐书》：“昔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集解》引王肃说：“南风，养育民之诗也。”其辞曰：“可能解吾民之愠兮。”
古来，在汨罗江畔有神鼎山，山上有轩辕台，据清康熙《神居莲池谱》载：“神鼎山，以黄帝铸鼎，故名”。明清时期的《湘阴县志》《岳州府志》《洞庭湖志》，也有这样的记载：“轩辕皇帝南巡，张乐洞庭之野，朝登磊石岭（在汨罗江入洞庭湖处），暮上凤凰台（位于汨罗江口）”。又据明代的《名胜志》记载：“黄陵山（邻近汨罗江口），有二妃墓在其上，历古传记发此。是舜南巡，旧迹实在湖湘之间。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记载了诗人的行迹，是坐船北归的。船行在湖面。“依震”的“震”字，按照《易经》解释“东方也”。所提到的“湖”字，当然是指洞庭湖。汨罗江的位置正在洞庭湖的东南方。即汨罗江下游，因湖平而常于早晨望见参星。
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杜甫《疾风舟中》诗，是在北返途中，重临湘水、洞庭湖、汨罗江交汇之处，到了磊石岭、凤凰台、黄陵山、二妃暮等处之后，因想到了黄帝、虞舜的“至治”之德，有感而作，不仅是诗人自己吊古伤今之情的自然流露，更是汨罗江一带风土人情，行船的地理位置的真实记述。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清岑。郁郁冬炎瘅，蒙蒙雨滞淫”。
诗人进一步点明舟行湖湘泽国及在船中所见。船是靠近湖岸而行，岸畔青山枫林叠叠，历历在目，进令已是（大历五年）冬季岁未而且是汨罗江一带湘阴、平江山区的敢候特征。
“春草封归根，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苏寿舌，高夸周宋镡”。
杜甫本是满情信心地北归，但终因经不起寒风的吹指，家贫的困境，旧病的复发，逼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中止北进。“转蓬”“行药”，这便是杜埔有感于归计不成，远行不复，羁旅病侵，幼女又已夭亡于路侧（人衡州诗中曾提到此女尚在儇乳，有“犹乳女在房”之句），自己的病情已十分沉重而伤心悲恨的流露。但他却并未忘情于国家所遭之灾难，而借用陶渊明“源费独寻”一词，寄幻念于唐王朝的中兴，给贞观之治以理想化，幻想唐太宗解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异地相投知音，凭着“却假苏秦舌，高夸周宋镡”的三寸不烂之舌，觅邓林，寻找山区来养息，以寄病躯。
“转蓬”的主要原因是“行药病涔涔”，“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感激在知音”。此时此际，诗人的病已具有暴发性，满头大汗，知将不起。当时洞庭湖一带甚为荒凉，无处可以求医，湖面风大，于病体不利。而家境呢？已穷得一家老小穿的是“寸寸针”的鹑衣，一张桌子破烂得要绳子捆了又捆。因此，只得投奔、拜访他的远亲昌江县令和知音。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曾写有《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一诗，“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善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冈以。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行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裴使君在昌江也有草堂。李白诗中几处提到，并曾专程登鸭拦驿到白马矶（在今湘阴县境内）去访问过裴隐（名隐行九，在白马矶有居所，还在昌江有草堂）。贾至谪贬岳州时，与之亦有交往，依其《赠裴九待卸昌江草堂弹琴》诗所写的情况看，他是到过昌江草亲自听过裴隐弹琴的。李白、贾至、裴隐与杜甫都是诗人友好和知音。又据明清诸朝《平江县志》及该县的徐、刘、白、陈、李诸姓族谱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七五年）发生安史之乱后，被黜的检校工部尚书兼理兵部侍郎，事荣银青光禄大夫的徐安贞与侍郎刘光谦、白琪、陈希烈、陆善经、李安甫等六个臣相，携眷属避乱，潜迹南游，至豫章黄龙寺，经超慧禅师介绍指点，谈及平江山清水秀，风光艳丽，景物宜人，遂先后流寓来平，一齐隐居平江。徐居下台，在县北五十华里的三墩建回台寺；刘居上台，在县北九十华里的幕阜山麓长庆建长庆寺；白居聚台，在县南六十里的白水，建白水寺；陈居就台，在县东的长寿岭，建惠果寺；陆在县西六十华里的芭蕉村，建芭蕉寺；李虑坐其兄林甫，累改姓孟安甫居下西乡，建九峰寺。死后在这六个地方，均有墓葬和塔牌。这就是唐六相隐平江，四乡建六寺的历史事迹。杜甫与六相，皆为同僚，曾同朝在京工合，此际病情恶化，遂转往昌江投裴隐和他的远亲昌江县令以及这
些知音同僚好友。“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正是这种心情和原因。
“纳流迷浩汗，峻址得钦山。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
“纳流”容纳细流，“浩汗”，水深广貌；“峻址”地势高。这就进一步指出了杜甫乘船进入了东洞庭湖的一条支流。杜甫进入的哪一条支流呢？诗中“峻址”一句，说明支流沿岸的绵绵的高山峻岭，有一个风景清旭的城市和官署之地。这个“城府”有着“松筠起碧浔”的秀丽景色。东洞庭湖，没有连绵的高山峻岭，湘江是主流不是支流。因此，杜甫舟泊的城府不可是湘阴县城。巴陵在洞庭湖之北，也不是山区，更没有支流。东洞庭湖有支流可纳的只有昌江（平江）。故杜甫是在大历五年暮秋溯汨罗江而上，于岁暮到达昌江城府附近的，当时昌江县城是在中县坪。位于汨罗江的中上游地段。北有幕阜山，主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与江西黄龙山相连，山顶有晋代葛洪炼丹修身尸解得仙之，“葛洪仙坛”遗址。东南部有连云山，主峰海拔一千六百米。从东洞庭湖转入汨罗江，直驶昌江，山峦起伏，丘陵连绵，峰涧密布，溪流纵横，风景秀丽；杜甫来到这个“城府开清旭”的世外桃源养息，在这里呆了下来。但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自知病将不起，生命难延。伤垂死而事无所成，只能以涕泪作霖雨罢了。
最后，“披颜争倩倩，逸足况骎骎。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谷九洲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决，无成涕作霖”等句；其中“许靖”，“家事”等词语，就是说：不能像许靖那样安顿好家属，一身莫保，家人难安，不能不用悲伤表达胸中的无可奈何的痛苦与垂危的生命仍然和国家的不幸，人民灾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在警醒人民：“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来表达诗人忧国忧民，一心系念的是国计民生的真挚情怀。奉呈湖南亲友的目的在于诗代讣托孤托葬。此诗之后，即葬于离县城不远的小田天井湖。所生长子宗文早逝，次子宗武，年仅十七岁，尚未婚配成家。因家境贫穷，又处于战乱时期，只得留在平江，成家立业，世代繁衍，至今杜家洞一带，裔孙犹有谱谍，可资参考。
宋王朝得臣（麈史）谓：“予熙宁初调官（熙宁元年，系公元一零六八年）泊报恩寺，同院阳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为诗，见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风致不能传抄。”其过工部坟一诗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在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