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这首羁旅诗。此诗精确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此外,这首诗也将作者羁旅之思,家国之忧,以及身处乱世尚无归宿的顾虑充分地表现出来,是写愁的代表作。全诗句句形象鲜明,可感可画,句与句之间逻辑关系又非常清晰合理,内容晓畅易解。
这首七绝以一“愁”字统起。前二句意象密集:落月、啼乌、满天霜、江枫、渔火、不眠人,造成一种意韵浓郁的审美情境。后两句意象疏宕:城、寺、船、钟声,是一种空灵旷远的意境。江畔秋夜渔火点点,羁旅客子卧闻静夜钟声。所有景物的挑选都独具慧眼:一静一动、一明一暗、江边岸上,景物的搭配与人物的心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与交融,共同形成了这个成为后世典范的艺术境界。
全诗抓住一个“愁”字展开。如果说“月落乌啼霜满天”多少透示着凄清悲凉,那么“江枫渔火”难道不给诗人一点光明与温暖吗?然而,“对愁眠”却凸现在人们面前。旅途的孤独、寂寞,牵起诗人的满怀愁绪,更遇上残月衔山、乌鸦悲啼,满目寒霜洒遍江天,一个迷茫、凄清、寂寥的背景已经形成,奠定了全诗以“愁”为中心的基调。人在逆境中(从诗的字里行间可以品味出来),最忌的是景物伤怀,诗人泊船于枫桥之下,本来心情就已凄恻,却偏逢残月。外出旅游者(也许作者不是旅游家)往往会对家人无限牵挂,可谓归心似箭,盼望与家人团圆,然而,他却客舟孤苦、愁怀难遣。残月也许已给诗人一丝莫名的预示,更兼乌鸦悲鸣的不祥之兆!(听到乌鸦啼叫,人们都会将其与不详联系)满天的飞霜又怎能不令诗人一阵阵心寒?
“江枫渔火对愁眠”。经霜后鲜红似火的枫叶与渔船上星星点点的灯火,在霜天夜晚呈现出一种朦胧美,给这幅秋江月夜图平添几分悦目赏心的风姿,绘景已达到美得无瑕的境界!然而,作者着力渲染秋江月夜的美景时,笔束一顿便绘出一个“愁”字来。作者为什么愁?有几多愁?景愈美则情(愁)愈烈。诗人面对美景,却没有半点的欢乐,愁得辗转反侧,这是为什么?我们回顾前文“月落”、“乌啼”、“霜满天”,俗话说天黑怕鬼,诗人心中的“鬼”是什么?是他的仕途得失、宦海沉浮?还是家事索怀、亲朋离散?诗中没说,不得而知。但诗人无心欣赏夜景、孤独难眠,我们不难想象他心中之愁。郁结难抒,确实不是言语说得清的。从他害怕乌啼,我们可以觉察他心中一定有什么事(或人)令他担心,以至乌鸦的啼叫声也令他心烦意乱。霜,是诗人描绘的这幅秋江月夜图的组成部分。玉屑般的飞霜给人一种素雅高洁的美感,然而和“乌啼”“愁眠”联系起来理解,这霜就有点“不妙”了。既然诗人听到乌啼已感意乱,那么飞霜岂不是令他心寒吗?意乱心烦自是他“愁眠”之因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夜,静得可怕,静得令人难以入睡。
诗的前幅布景密度很大,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枫桥夜泊》是一首情与景交织在一起的古诗,全诗除了“对愁眠”外,其余都是刻意绘景。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通过描绘秋江月夜的美景,间接而自然地把诗人旅途寂寞的郁结愁思寄托于景物而抒发出来。欲抒情,先绘景,情随景发,是这首古诗显著的艺术特点。由此可见,在借景抒情的古诗中,作者的情感是通过所描绘的景物来抒发的。在教学这类古诗时,我们既要欣赏作者描绘的景物,更重要的是理解他凭借景物巧妙抒情的技巧,这样才能真正地读懂了古诗。
诗分三章。第一章悼惜奄息,分为三层来写。首二句用“交交黄鸟,止于棘”起兴,以黄鸟的悲鸣兴起子车奄息被殉之事。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解释,“棘”之言“急”,是语音相谐的双关语,给此诗渲染出一种紧迫、悲哀、凄苦的氛围,为全诗的主旨定下了哀伤的基调。中间四句,点明要以子车奄息殉葬穆公之事,并指出当权者所殉的是一位才智超群的“百夫之特”,从而表现秦人对奄息遭殉的无比悼惜。
诗的后六句为第三层,写秦人为奄息临穴送殉的悲惨惶恐的情状。“惴惴其栗”一语,就充分描写了秦人目睹活埋惨象的惶恐情景。这惨绝人寰的景象,灭绝人性的行为,使目睹者发出愤怒的呼号,质问苍天为什么要“歼我良人”。这是对当权者的谴责,也是对时代的质询。“如果可以赎回奄息的性命,即使用百人相代也是甘心情愿的啊!”由此可见,秦人对“百夫之特”的奄息的悼惜之情了。第二章悼惜仲行,第三章悼惜针虎,重章叠句,结构与首章一样,只是更改数字而已。
秦穆公用殉177人,而作者只痛悼“三良”,那174个奴隶之死却只字未提,则此诗作者的身分地位不言而喻。殉葬的恶习,春秋时代各国都有,相沿成习,不以为非。《墨子·节葬》篇即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不过到了秦穆公的时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殉制度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暴行为,《黄鸟》一诗,就是一个证据。尽管此诗作者仅为“三良”遭遇大鸣不平,但仍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诗的前两句,高度凝练地追述了杜甫亲身遭际的战乱背景。由于唐玄宗晚年的淫奢昏聩,触发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中原大地顿时惊惶纷乱,两京相继失陷,玄宗仓猝奔蜀,多年的繁华景象化作一片狼烟胡尘,大唐帝国的“太平盛世”从此一去不返。这是对历史的沉痛回顾,也是对当世中原沦陷、金人主北的现实形势的概括。诗人巧妙地抓住了历史惊人重复的现象,在追念怀古的同时,又曲折地反映了当今国土沦丧的时世,一箭双雕,天衣无缝。正如《唐宋诗醇》引张完臣所云: “‘草草’二字,状尽衰世景象,谓之咏少陵可,谓之自咏亦可。”
诗的后两句,概写杜甫乱后的遭遇及晚年寄居于此的情状。当年肃宗初立,杜甫自沦陌的长安潜逃奔风翔投效,任左拾遗。长安光复,又随驾入京。可是这样忠心为国的老臣,却因疏救宰相房瑭而不公正地被贬官华州司功参军。适又遭受大饥荒,被迫奔蜀,流落西南。报国济世壮志不酬,忧国忧民之情难消,悲愤哀凉,辗转万里。晚年时,穷困潦倒、贫病交迫,于是买舟东下归里。陆游在龙兴寺凭吊当年杜甫的寓居时,不禁联想当时情势,想象那时的诗圣在此的情状,老诗人面对凄凉萧瑟的秋景,怀着孤寂、悲凉、忧愤的心境,独伫寺门,谛听阵阵汹涌悲壮的江涛声。陆游在诗后自注云: “以少陵诗考之,盖以秋冬间寓此州也。寺门闻江声甚壮。”陆游与杜甫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遭际十分类似,两人的理想,追求与爱国精神也毫无二致,因而这阵阵江声同样敲击着不同时代两位大诗人的心房,悲壮呜咽的江涛正是他们真实心声的共同写照。涛声将大自然的景与诗人的情交融应合,也将古今两位大诗人的心灵交融应合,吊古即是抒今,借前人之情来抒发自身的悲愤,大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的深沉感慨。
全诗吊古伤今,借历史喻现实,借历史人物表现自己的情怀。意境是博大的,一实一虚,是两个时代的缩影。画面是广阔的,万里风烟入画幅。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诗人善于把诗歌从千军急进的宏大战役,浪迹万里的苦难历程,一下缩小到龙兴寺门前,画出孤独者倚门而立,侧耳而听的死象,成为特写镜头。江水在奔啸,人物在静听,一静一动,为全诗创造了感伤的气氛,加浓了诗情。诗的风格,沉雄中不乏细腻;诗的结构,紧密中显得松活,诗的语言,雄浑中透出朴素之美,确是一首吊古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