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词赋本题，写神祠一日祈赛所见所感。上片从外而内，写神祠之静穆枫叶如霞，芦花似雪，此为寻常秋景；古树参天，寒鸦霜色。此为不寻常之秋色。点染外景，渲染出庄严的色彩。“昼灯”二句，摹写内景。日已当午，轻纱拂笼，光线幽暗，昼灯幂幂，珠帘垂坠。当午犹如此，朝暮之昏暗幽幂当可知。由“当午”到“影斜”，神祠一日已过矣。
下片由近而远，写众人之归。祈赛已毕，渡水而来的香客，也由“门外往来”到“翩翩帆落”。与上阕神祠的古穆神秘相比，“门外”二句，显出尘世扰扰的况味来。一日喧嚣，帆去如蝶，轻忽无痕，终归天涯。于神祠而言，熙熙攘攘，终究只是门外过客，来者终去，留者难留，一切部将回归到古树枫叶的寂寂中。所祈所盼的由衷之诚和殷切之志，让帆远人去的香客神思萦绕，不禁频频回首，但望中所见并非神祠，而是隔江烟火、三两人家。村户寥落，渡口人家，神且难佑；千里之遥，往来祈赛，神有什么灵验。天涯客的回首，极见回味后的沉静之思。由起句之古树寒鸦，到结语的三两人家，画境苍朴，余韵袅袅。
这首词咏祈赛，却略写祈赛过程，更没有正面描写画旗喧鼓，全拟祈赛者口吻。上片写祈赛客一路接近神祠时所见，下片写祈赛客离开神祠时回首所望景象。上片未见人踪，全写神祠，而笔笔随人之视线而动；下片笔笔随人，而言外心中，依然隐隐有神祠在焉。在多咏闺思别愁的唐五代词中，此词别具面目，另呈一格。
王勃的这首诗，虽是拟乐府旧题，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创新，代表着初唐时期诗歌创作的风气。
诗写一位采莲女子怀念征夫的感情。诗人选择了傍晚同分采莲归来的特定背景来打写。一开始，诗即写女子采莲归来、绿水荡漾，沾湿了她的衣裳，又杂和着荷花的清香。这是女子经过一番采莲劳动的形象。这时，秋风吹起浪涛，野鸭和大雁受惊而高飞，也触动了采莲女的内心情感。这句写景有“兴”的意味。下面四句，接写这位年青漂亮，服饰华丽的女子，轻轻地摇着精美的画舫随波而下，极目眺望无边无际覆盖着绿叶的岛屿和开放着荷花的水潭，耳中听着远处传来的江上渔歌、吴越小曲。这些所见所闻，都惹起了她的相思苦恨，“相思”二字就是全诗的旨意。接着又用四句点明相思的由来，是因为岁月流逝，而出塞的征夫至今尚未归来，思妇在水上采莲，消磨时光，感到孤独寂寞；现在到了傍晚时分，她独自归来。触景生情，因而心中产生了思远的情怀。“今已暮”三宇，呼应首句的“归”字，表明这首诗所写的是采莲女子日暮归来时的相思之情。继而诗又探入一层，写思妇的品质。尽管傍晚采莲归来，独宿空床的生活令人难以煎熬，但采莲女还是忠贞于她们的爱情，坚持自已的操守，“那必尽娼家”，用反问句式，谓女子并没有都沦落为娼女，意即她自己决不会因为亲人远戍而变心。不仅不会变心，相反，比别人还要坚定。“官道”二句以疑问的口气，将采莲女和采桑女加以比较对照，认为前者比后者在爱情上更加忠诚，这其实是诗中思妇的自我表白。“城南把桑”系用汉乐府典故，《陌上桑》里的女子浪敷，是一个忠实于爱精的典型形象。此诗里的采莲女自云对丈夫的感情超过浪敷，可见，她对爱情是多么执着。
从“莲花复莲花”到“还羞北海雁书迟”，主要是咏物写人，抒发思妇的离愁别恨。江上莲花朵朵，莲叶田田，花叶纷披，十分稠密。荷叶的翠绿色，比不上女于的禅娟蛾眉；鲜红娇艳的荷花，也只能差可与女子红润的脸庞相比美。这几句由纯为写物转到以物比人，着重突出女子的年青貌美，从而唤起她的离恨。“佳人不在兹，帐望别离时。”尽管江上环境很优美，自己也是韶华容颜，但因为征夫远在塞外，她惆怅地遥望那别离的地方，回忆当初难分难舍的情景，心中充满了悲作之感，转而咏物。“牵花怜共蒂，折藕爱连丝”。牵动荷花，喜爱它们并蒂开放；折断莲藕，喜爱它们丝丝相连的缠绵形象。这两句寓情于物，借白藕的丝丝相连，荷花的同根并蒂，表达思妇征夫的柔情蜜意。今天，当日的两情依依己经无处可以寻找了。虽然物态还如同过去一样，但在思妇看来，它们只不过是一片生长得很茂盛的荷花荷叶而已，想到这里，不禁无限伤情。自己为爱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到头来则长期为离愁别恨所折磨。“西津交佩解”，用晋葛洪《神仙传》记载的郑交甫在江边遇到两位神女，十分爱慕她们，神女解下玉佩以相赠的故事。这句意谓采莲女过去曾与征夫以身相许，而毫无悔恨。“北海雁书”，用汉班固《汉书·李广苏武传》中苏武北海牧羊，雁足传书的典故。此句则谓征夫在边塞上，久无书信，不免使女子产生担心和怀疑。这种忆昔伤今之情，归结到底，表现了采莲女深沉的相思情怀。这一节从时间和空间上反反复复地交错写来，对于女子的“相思苦”确实写得很深刻，富有感染力。
从“采莲歌有节”到篇末，诗情再作转换和深化。本来，采莲女己经在日暮时分归来了，这里则写她夜间又到江上采莲。她一边采莲，一边有节奏地唱着采莲曲。夜间江上的景象和白天大不一样。傍晚，吹起了秋风，此时更是凉风萧瑟。高远的天空里，一轮明月伴随着采莲女来往徘徊，清淡的光辉照耀着江水，闪动着粼粼波光。江风冷月，传达出了采莲女深沉的枨触，再一次表达了她的“相思苦”的情怀。这里完全是寓情于景，没有从正面写情语。它与上文写其“采莲归”来时的情感，对照起来加以体会，颇得详略映衬之妙。采莲女在江上来往采莲，遇到了其他夜间出来采莲的吴娃越女，她们都打扮得很娇艳美丽。姐妹们相见，互致问候，都探问从这条寒江到达征夫所在的关山千里的边塞，究竟是山儿重，水几重。可见，饱受着别离的煎熬、相思的苦恨的女子，不是一个采莲女，而是许许多多日夜辛勤劳动的采莲妇女。这就在前文写采莲女“相思苦”的基础上，描写了广大劳动妇女在爱情婚姻上的不幸，将征夫思妇的普通题材，提高升华为一个富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主题，写得非常深刻，是十分可贵的。
梁、陈以来，《采莲曲》是诗人常用的乐府旧题，大多或摹写水容物态，或描绘采莲女的容貌服饰。特别是在风格上，他们的作品比较浮艳绮靡。王勃的这首诗，虽然抒情主人公同样是采莲女，自然景物的描绘乃至遣词造语，也都明显地受到南朝诗人的影响，但所塑造的伤离恨别，刻骨相思的女子形象，尤其是思妇征夫的主题揭示出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则是南朝诗人所无法相比的。王勃在理论上对六朝余风深致不满，而在创作实践上又未能摆脱其影响。这首诗就是一个例证。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初唐诗歌从六朝余风向唐诗刚健爽朗的风格变化发展的轨迹。
王勃以前的诗人拟写此题，都是五言短章，此诗则运用七言，篇幅也比较宏大，表现出初唐七古崇尚铺陈赋写的一般倾向。不过，此诗在“四杰体”七古中抒情性较强，很注意将人物的感情寄寓在客观景物的描写刻画之中，具有强烈抒情效果。诗以七言为基本句式，大量运用五言句，又灵活地参用“三五七”、“三三七”句式，学习、模仿乐府民歌的结体方式，也加强了诗的抒情性。诗中多用蝉联和复沓的形式，更使诗流转圆美，情韵婉扬。诗中“采莲”、“莲叶”、“莲花”、“花”、“叶”等字词多次出现，造成重迭复沓的形式，显然具有南朝民歌《西洲曲》的风味。并且重迭复沓的形式还往往与蝉联方式交织运用，节奏铿锵，音韵和婉。总之，虽然此诗具有叙事诗的骨髓，但它艺术上的成功之处乃在于抒情。此诗中几个主要表现方法，都对加强其抒情性具有很大的作用。
《登金陵凤凰台》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十四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却不嫌重复，音节流转明快，极其优美。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凤凰山。相传，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如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由眼前之景进一步生发，联想到六朝的繁华。三国时期的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在金陵定都，故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六朝时期，金陵达到空前的繁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绵长的秦淮河横贯城内，两岸汇聚六朝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市民的居住中心，其繁华可见一斑。可是，六朝虽繁荣却也短命，每个王朝的寿命平均大约55年，轮转之速，令人恍惚。如今看来，吴国曾经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时代的风流人物也早已作古，六朝的繁华也如凤凰台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淘浪中。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两句由抒情转为写景。诗人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而抽出思绪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河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三峰并列，矗立在缥缈的云雾之中，若隐若现，好似落在了青天之外；秦淮河西入长江，被白鹭洲横截，江水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河流。此二句气象壮丽，境界阔大，为末联“不见长安”作铺垫。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不见长安”暗点诗题的“登”字，触境生愁，意寓言外，饶有余味。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该诗与崔诗工力悉敌，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李白是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惟独李白临黄鹤楼时，没能尽情尽意，“驰志”千里。原因也很简单，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而，“谪仙诗人”难受、不甘心，要与崔颢一比高低；于是他“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直到写出可与崔颢的《黄鹤楼》等量齐观的《登金陵凤凰台》时，才肯罢休。
这虽然是传言，但也挺恰切李白性格。《登金陵凤凰台》博得了“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赞扬。其实，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崔颢的《黄鹤楼》，它们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其中所回荡着的那种充沛、浑厚之气。气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从先秦时代起就被广泛运用。随着魏晋时期的曹丕以气论文，气也就被当做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在许多的艺术门类里加以运用。虽然，论者对气的理解、认识不完全相同，但对所含蕴的思想性情、人格精神与艺术情调，又都一致认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明显地充溢着一股浑厚博大之气，它使李白观古阅今，统揽四海于一瞬之间，且超然物外，挥洒自如。浑厚博大之气使李白渊深的思想，高妙的见解，阔大的心胸，成为编织巨大艺术境界的核心与精神内含。就像透过“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巨大立体时空，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与诗人的呼吸一样，通过李白的举重若轻，从容自在，以浩然雄大之气充塞整个诗歌境界的努力，也能更进一步感受到他整个诗歌以气夺人的艺术特点。
李白此诗的艺术特点，又在于对时空观念的完美表达。这既体现在对历史与自然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他构造时空艺术境界的表达方法上。李白强调的自然永恒不朽，一方面是宣传他的以自然为中心的“物我为一”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露历史上的统治神话。因为从古而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他们都宣扬自己的世代永存与精神不灭，并且还把这样一种模式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使人深信不疑。但是，李白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即或是极为强有力的统治者，就像秦始皇，他可以“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然而他终归也要“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风·秦王扫六合》），烟消云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李白看来，宇宙万物之中，能够获得永恒存在的只有自然。一切的繁华与骄奢淫逸都会烟消云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似乎也只是作为自然的反衬而存在的。另外，李白在表现自然力量的雄大与变化的时空观时，则选取了最为典型的事物，即“三山半落”之混茫与“二水中分”之辽阔，从而构造出阔大的境界，并且把历史的变迁，即时间的改变与地点的依旧，即空间的不改整体地表现出来，启发人们作更深的思考。
《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在格律气势上不分上下。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扫花游》，词牌名。双调，九十四字，上片十一句六仄韵，下片十句七仄韵。此词咏调名本意，与词牌名实相符。
“冷空”三句，寒食清晨出游西湖所见。言白云在蓝天中飘荡，阴影不时遮暗了湖边的柳色。湖中晨雾涌起，像一扇扇护花的屏障。寒食多雨，“清明时节雨纷纷”可证之。所以词人清晨游湖，天气虽无雨状，却已暗伏雨意。“艳晨”三句，概绘了当时西湖寒食游人踏青的盛况。言游人在春日遇到一个少见的艳阳天，所以在心目中觉得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就从清晨转为晌午。是时，湖面上游船如蚁，笙歌阵阵；岸堤上年青女子摩肩接踵，人群如流，互相争道而行。词人对西湖繁华晴日的描述，是作为伏笔来与下面的雨境狼藉成强烈对比。“骤卷”五句，转写雨中情景。突然间狂风骤起，尘埃翻滚，真是“春天孩儿脸”说变就变，所谓“雨来风领路”，这雨前序曲使游湖女子的秀发散乱，花容失色，纷纷以袖、巾掩面而行。刹时雨点来临，那些豆大的雨点将许多桃花瓣、杏花瓣一一击落在地，任人践踏。这时候，连无知的春燕也停止了呢喃声，似在为这场狂风骤雨发愁，默默地在雨中低翔。西湖春天的特征：桃、杏、燕子等在雨景中的特写镜头，被词人一一摄入。上片刻画了西湖寒食的晴雨景观。
“乘盖”三句承上。“乘盖”，即乘轿。“旗亭”，即市楼，这里引作酒店。可参见王之涣“旗亭画壁”故事。“解佩”，用唐贺知章“金龟换酒”典故。此言由于下雨，因此乘桥游春的人们也纷纷找寻地方避雨。词人在湖旁的酒店里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于是就解下身上的玉佩换酒待友。“恨春”三句，酒中话题也。词人说：“这场大雨是‘春姑娘’的嫉妒心在作怪，因此下一场大雨不但使游春女子的罗裙湿透，也使其‘金莲’（即双足）沾满了尘埃，弄得她们狼狈不堪，实在可恨。”“恨春”句与上片“愁燕”句相同，都用拟人手法描摹物态，更显生动形象。“酹入”两句，以幻象道之。言眼前的春雨像醇酒般地浇灌在梅树林中，而绵绵不绝的雨点又如泪帘般地遮暗了那远处的梅林。西湖边多梅树，故有此语。词人极富想象，所以能将眼前之雨，忽成醇酒，忽化泪珠，显得变幻莫测，跌宕多姿。“峭寒暮”两句，言春寒临暮更甚，寒风中有人用笛子吹着《陇头曲》渐渐远去。这也是说游湖众人在临暮时渐渐散去的情景。
全词概括出西湖寒食一日游中的天气变化及游人的各种姿态，为后人提供了古代风俗的一些写真材料。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