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岩,一名白石山,在浙江乐清市西三十里。《温州志》云:“山下有白石径,为灵运行田之所。”行田,巡视农田。诗作先笼统而言“灾年民无生”,表明自己“爱深忧在情”。继写灾情实况,引出其理想中的农田水利工程。诗末六句,诗人叙写自己的心愿。该诗体现了诗人既有寻幽探胜,肆意游遨,“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的一面;又有身处灾年,关心黎民,正视现实,注重农业的一面。全诗表达了诗人对贫困人民的同情之情。
诗开篇二句:“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说小郡县的百姓平时本来就够贫寒的了,又逢灾年,更加无法存活了。虽然没有描写饥寒交迫,不堪其苦的种种惨象,但黎民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处境,还是不难想象出来的。
“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前句说,作为太守唯恐智谋短浅,救济不周(“知”通“智”);后句说,自己对人民是很爱护的,对民生疾苦的忧虑是常挂在心上的。然而,从谢灵运的“惧”、“忧”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的“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意识和作为一郡之长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谢灵运也可以算是为元结“导夫先路”的人。
五、六句从“灾年”而来,再现田地荒废的景象。“莓蔷横海外,芜秽积颓龄。”“莓蔷”,一种小草,“横海外”,极言到处纵横蔓生;“芜秽”,荒芜之状,“积颓龄”,自谓衰朽无能使灾情加剧。后一句又带有反躬自责之意,作为一个封建官吏是十分难得的。
“饥馑不可久,甘心务经营。”在灾害危及小邑之时,太守兼诗人的谢灵运积极筹划战胜灾害的措施。“千顷”以下四句,就是设想中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的蓝图。《诗经·小雅·信南山》写定田界、整田土,以简朴取胜,谢诗写“带远堤”、“泻长汀”以壮美见长。“千顷”、“万里”,从大处落墨。将筑堤护田、引水灌田的宏伟景象展现出来,这两句是从小处着眼,一个“合”字、一个“并”字,见得村村落落,沟渠纵横,堤坝满目。这四句虽是想象之词,却也颇令人向往。
诗人相信经过一番努力“经营”,来岁必定丰稔。“虽非楚宫化,荒阙亦黎萌;虽非郑白渠,每岁望东京。”楚宫,语出《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这是称美卫文公的诗。卫为狄所灭,卫遗民东徙渡河,居楚丘。在卫文公的率领下,建城市,营宫室,百姓悦之,国家殷富。荒阙,即荒废,这里指灾年。黎萌,即黎民。谢诗借卫文公的史实,表达了即使荒年也要使百姓生活下去的愿望。郑白渠,指郑国渠和白渠。郑国渠,战国时韩人郑国说秦所开。白渠,汉白公所开。均在关中。诗人借郑白渠造福于民的史实,旨在期望兴修水利将带来农业的丰收,达到繁荣富盛的西汉的水平。最后两句:“天鉴倘不孤,来兹验微诚。”天鉴,古人把天看作有意志的神,监视人间。
此诗语言质朴,不尚藻饰,虽有用典,但不堆垛,与灵运句句对仗、处处用典、流于晦涩的另一类诗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全诗运之以真情实感、无矫揉造作之嫌,在谢集中当属不多见的佳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住在乐城县的百姓非常贫寒,遇到灾年就更加难以生活。
我智能浅薄害怕没有能力救济他们,忧虑就总是挂在心间。
如今灾难降临,旧的圃宅横陈在海边,庄稼草蔓延,颗粒无收。
这饥荒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我要细心筹划营造,帮他们度过难关。
要把兴修水利的蓝图绘好,筑好海堤,护卫良田;挖好乡村沟渠。
让将细流引到田间小沟,将所有田地筑起田埂,分清界限。
虽不能同卫文公在楚丘的业绩相比,但遇上灾荒年,也能使百姓受益。
虽然比不上郑国渠和白渠,但每年的收成肯定会比之东京也不逊色!
如果上天不负有心人,来年定能丰收。
注释
白石岩:即白石山,在永嘉郡乐城县(今浙江乐清市)。行田,巡视农田。
小邑:小县,指乐城县。
居:住。
无生:无法生活。
知浅:指自己智能浅薄。知:智。
惧:怕。
不周:考虑不周到。
爱深:指对百姓的深深的爱。
忧:担忧。
情:心。
旧业:使旧的圃宅。
横:横陈。
海外:海边。
芜秽:荒芜,谓田地不整治而杂草丛生。
积:积久。
颓龄:衰败的岁月。
饥馑:饥荒。
甘心:情愿。
经营:筹划营造。
千顷:形容农田之多。
堤:这里指海边的堤塘。
泻:水很快地流,这里指排灌的设想。
汀:水边平地。
州:古代行政单位名。
涓:细流。
浍:田间小沟。
连:古代行政单位名。
塍:田埂。
埒:小界堤。
楚宫:楚丘的富室。楚丘:在今河南滑县东。
化:教化。
荒阙:指灾荒歉收之年。
黎萌:即“黎民”、百姓。“虽非”二句说,虽不能同卫文公在楚丘的业绩相比,但遇上灾荒年,也能使百姓受益。
郑白渠:指郑国渠和白渠。郑国渠是战国末期秦国在韩人郑国指导下开凿的。分泾水东流,注入洛水。白渠是汉代白公设计开凿的。引泾水东南流,注入渭水。
天鉴:指上天监视着下界的善恶。
倘:假如。
不孤:不负。
兹:来年。
验:检验,证明。
微诚:微薄的诚心。
这首诗作于公元423年(景平元年)秋。诗人在永嘉太守任上巡视农田,看到灾情严重、民不聊生,下决心整治水利工程,写下这首诗。
白石岩,一名白石山,在浙江乐清市西三十里。《温州志》云:“山下有白石径,为灵运行田之所。”行田,巡视农田。诗作先笼统而言“灾年民无生”,表明自己“爱深忧在情”。继写灾情实况,引出其理想中的农田水利工程。诗末六句,诗人叙写自己的心愿。该诗体现了诗人既有寻幽探胜,肆意游遨,“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的一面;又有身处灾年,关心黎民,正视现实,注重农业的一面。全诗表达了诗人对贫困人民的同情之情。
诗开篇二句:“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说小郡县的百姓平时本来就够贫寒的了,又逢灾年,更加无法存活了。虽然没有描写饥寒交迫,不堪其苦的种种惨象,但黎民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处境,还是不难想象出来的。
“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前句说,作为太守唯恐智谋短浅,救济不周(“知”通“智”);后句说,自己对人民是很爱护的,对民生疾苦的忧虑是常挂在心上的。然而,从谢灵运的“惧”、“忧”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的“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意识和作为一郡之长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谢灵运也可以算是为元结“导夫先路”的人。
五、六句从“灾年”而来,再现田地荒废的景象。“莓蔷横海外,芜秽积颓龄。”“莓蔷”,一种小草,“横海外”,极言到处纵横蔓生;“芜秽”,荒芜之状,“积颓龄”,自谓衰朽无能使灾情加剧。后一句又带有反躬自责之意,作为一个封建官吏是十分难得的。
“饥馑不可久,甘心务经营。”在灾害危及小邑之时,太守兼诗人的谢灵运积极筹划战胜灾害的措施。“千顷”以下四句,就是设想中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的蓝图。《诗经·小雅·信南山》写定田界、整田土,以简朴取胜,谢诗写“带远堤”、“泻长汀”以壮美见长。“千顷”、“万里”,从大处落墨。将筑堤护田、引水灌田的宏伟景象展现出来,这两句是从小处着眼,一个“合”字、一个“并”字,见得村村落落,沟渠纵横,堤坝满目。这四句虽是想象之词,却也颇令人向往。
诗人相信经过一番努力“经营”,来岁必定丰稔。“虽非楚宫化,荒阙亦黎萌;虽非郑白渠,每岁望东京。”楚宫,语出《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这是称美卫文公的诗。卫为狄所灭,卫遗民东徙渡河,居楚丘。在卫文公的率领下,建城市,营宫室,百姓悦之,国家殷富。荒阙,即荒废,这里指灾年。黎萌,即黎民。谢诗借卫文公的史实,表达了即使荒年也要使百姓生活下去的愿望。郑白渠,指郑国渠和白渠。郑国渠,战国时韩人郑国说秦所开。白渠,汉白公所开。均在关中。诗人借郑白渠造福于民的史实,旨在期望兴修水利将带来农业的丰收,达到繁荣富盛的西汉的水平。最后两句:“天鉴倘不孤,来兹验微诚。”天鉴,古人把天看作有意志的神,监视人间。
此诗语言质朴,不尚藻饰,虽有用典,但不堆垛,与灵运句句对仗、处处用典、流于晦涩的另一类诗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全诗运之以真情实感、无矫揉造作之嫌,在谢集中当属不多见的佳作。
(文天祥创作说)
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为了把复杂的思想感情浓缩在精炼的语言之中,文天祥较多地借用了典故和前人诗歌的意境。
开头三句回忆抗元斗争的失败。这里借用了三国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火烧曹操船队的典故。据说那次正好碰上东南风,仿佛老天有意帮助周瑜成功一般。可是南宋军队凭借长江天险却未能抵挡住元军,又仿佛老天不肯帮忙似的。“水天空阔”写长江水面宽阔,本来正是阻挡敌人的有利条件。“不借”,不肯帮助。“英物”,英雄人物,这里指抗元将士。
“蜀鸟吴花残照里”到“此恨凭谁雪”,写这次途经金陵时所见。“蜀鸟”指子规,也就是杜鹃鸟,相传它是蜀国望帝死后变化成的,啼声凄厉。“吴花”指吴地的花草,三国时金陵是吴的国都。“残照”指夕阳的照射。“铜雀春情”是化用唐人杜牧的两句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思是赤壁之战要不是东南风帮了周瑜的忙,那么曹操的军队早就打过了长江,把乔家两姊妹(孙策及周瑜的妻子)掳去关在曹操造的有名的铜雀台里了。杜牧的诗只是一种假设。但南宋灭亡时宫中嫔妃确实遭到元军掳掠,所以文天祥用“铜雀春情”来指这件史实。“金人秋泪”,汉武帝曾在长安的宫中用铜铸造了一个重千斤的仙人,也叫金人,汉亡以后魏明帝曾派人到长安去搬取这个铜人,据说铜人不愿离开故土,竟流下眼泪来。这里借指南宋灭亡后珍贵文物被元军劫掠一空。总之,文天祥这次经过金陵,满眼都是金人破坏后的残破景象,使他心中充满了仇恨。但他又痛苦地想到:自己已经被俘,很难再重整旗鼓,仇恨和耻辱无法被洗刷。
“堂堂剑气”两句是懊恨自己的失败。古人传说好的宝剑,有精气上通于天。“斗牛”指北斗星和牵牛星。“空认奇杰”,白白地认我为英雄。这两句是说自己所佩的宝剑倒是把好剑,剑气上冲斗牛,可惜自己已经落入敌手,辜负了这口把自己当作英杰的好剑。
词的下片回顾抗元斗争的艰苦经历并向友人表示誓不屈服的决心。
“那信江海余生”以下三句,是记一二七六年他从镇江摆脱元兵监视,经海路南逃的事。“江海余生,南行万里”,是说他那次先逃到通州(今江苏南通市),然后乘小船(扁舟)出海继续南行。“余生”等于说幸存的生命。“鸥盟”原指与海鸥交朋友,这里借指抗元战友。“醉眼”原指喝醉酒看东西,“留醉眼”是深情地看的意思。“涛生云灭”指战局的风云变幻。这两句说明他之所以南行万里是为了寻找战友共举抗元大业。“睨柱吞嬴”以下三句用了两个典故。“睨柱吞嬴”用蔺相如的故事。战国时代,秦王提出用十五个城池换取赵国的美玉和氏璧,蔺相如奉赵王之命送璧到秦国,看到秦王没有用十五城来换璧的诚意,就拿着和氏璧怒发冲冠地倚柱而立,警告秦王说:如要夺璧,宁可将璧在柱子上击碎!秦王不敢强夺。“睨柱”就是眼睛斜盯住柱子看的意思。“吞嬴”是说蔺相如怒气冲天象要吞掉秦王似的。“回旗走懿”,是用三国有关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死于军中,司马懿领军来追,蜀军突然回师(回旗),竟把司马懿吓退。文天祥用这两个典故表示自己大义凛然,不畏强敌,就是死了也决不放过敌人。“千古冲冠发”,是讲千百年前,蔺相如怒发冲冠警告秦王的事。
最后两句回到现实,意思是说上面讲的那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眼前他被拘留在金陵的驿馆,只有秦淮河上的孤月伴着他这个无法入眠的人。秦淮河,是流经金陵的一条河。这两句表明,现实虽然是如此残酷,但顽强的斗争的精神却仍使作者激动不已。
(邓剡创作说)
亡国之痛是此词上片的主旋律,“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英物”,感叹金陵的水阔天空。“世间英物”,指的是文天祥。面对长江,不禁令人心思神往:长江险阻,能拒曹兵,为何不能拒元兵。英雄没有天的帮助,只能遭人怜惜。“东风”如此不公平,可恨之极。这两句,凌空而来,磅礴的气势之中,蕴含着无限悲痛。随即引出许多感叹。“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写金陵城中残垣断壁的惨象。“蜀鸟”,指产于四川的杜鹃鸟,相传为蜀亡国之君杜宇的灵魂托身。在残阳夕照中听到这种鸟的叫声,令人顿觉特别感到凄切。“吴花”,即曾生长在吴国宫中的花,现在在残阳中开放,有过亡国之苦,好像也蒙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凄惨的景象,使人不忍目睹;蜀鸟的叫声,更叫人耳不忍闻。
“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杜牧曾写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诗句,这本是一个大胆的历史的假设,现在居然成了现实。借历史故事,描写江山易主的悲哀。三年前元军已把谢、全二太后掳去。“金人秋泪”典出自魏明帝时,曾派人到长安把汉朝建章宫前的铜人搬至洛阳,传说铜人在被拆卸时流下了眼泪。但宋朝亡国,国亡数被迁移,此恨难消。“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宝剑是力量的象征,奇杰是胆略的化身,所向披靡。可如今,却空有精气上冲斗牛的宝剑和文天祥这样的人物。对文天祥的失败,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词的上片情景交融。金陵风物是历代词人咏叹颇多的。但此词把其作为感情的附着物融入感情之中,别有一番风韵。蜀鸟、吴花、残垣断壁,是一种惨象,但表现了作者复杂的情感。
下片主要写情,表达对文天祥的倾慕、期望和惜别之情。“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颂扬文天祥与元人作斗争的胆略与勇气。几年前文天祥被元军扣留,乘机逃脱,绕道海上,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南方。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
邓剡前面跳海未死,这次又病而求医,为的是“留醉眼”,等文天祥东山再起,再起复宋大业。“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睨柱吞嬴”,赵国丞相蔺相如身立秦庭,持璧睨柱,气吞秦王的那种气魄:“回旗走懿”指的是蜀国丞相诸葛亮死了以后还能把司马懿吓退的那种威严。用典故写出对文天祥的期望之情。这自然是赞许,也是期望。“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最后再转到惜别上来,孤月意喻好友的分离、各人将形单影只了。作者虽然因病不能随之北上,但将在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中为友人祈盼。这句话虽然普遍,但朋友之情,家国之悲深蕴其中。
这词在艺术上的特色除了写情写景较为融洽之外,还用典颇多。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胸臆。各种历史人物都已出现,较好地完成了形象塑造。这阕词用东坡居士词原韵,难度极大,但仍写得气冲斗牛,感人肺腑,是因为这其中蕴含着真情。
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
文章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写起,说明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辞意恳切,真情流露,语言简洁,委婉畅达。此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相传晋武帝看了此表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作者陈述家庭的特殊不幸和作者与祖母更相为命,以使武帝化严为慈,化对立态度的逞威为同一立场的体恤。“臣密言”,是奏表开头的一般格式。“臣以险衅,夙遭闵凶”,是第一段的综述,又是全文陈述苦情的总冒。“险”,不同于今天的“危险”义,《说文》:“险,阻难也。”贾逵《国语》注:“衅,兆也。”“险衅”,险恶的兆头。“闵”,病困,凶丧。“险衅”“闵凶”这两个词儿含义程度很重,很快就把读者导入惨苦的境域。什么“险衅”?什么“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小孩儿出世主要依靠父母抚养,竟然“慈父见背”,是一大不幸。《文子》:“慈父之爱子,非求报。”可见父慈于子是人之本性。作者不用第一人称“臣”,而用第三人称“孩”,旨在客观陈述苦情以使武帝动心。父亲死了,固然痛苦,如果还有慈爱的母亲一道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那还只是比较艰苦而已,竟然又“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是又一个大不幸!《晋书·李密传》:“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四岁的孩子,既经失怙,又已失恃,宛然一只被猎人击毙父母的没有羽翎的乌鸟,其寒伧、蒙昧、本能地求居觅食而又不可得的苦状可以想像得之。《毛诗序》:“卫世子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舅夺母志”典出于此,但这是托词(因为封建社会里人们把妇女在亡夫以后的改嫁视为丑事),也是作者对母亲宽解的一种孝行。从心理的通常情况看,似乎长者特别喜欢第三代,似乎祖父祖母喜欢孙子胜过儿、媳喜欢子女;如果这种判断不误,那么,祖母刘氏对作者的特别喜欢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作者是一个失怙失恃的孩子,当然特别喜欢又加上特别同情了,这样,“悯臣孤弱”的“悯”其含义之深、程度之重可以贴切体会,祖母当然“躬亲抚养”了。《晋书·李密传》:“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烝烝之情,遂以成疾。”“九岁不行”,也许是软骨病之类。如果孩子身体健康,祖母操心费力可能少些,竟是“九岁不行”,特异的体弱是又一种大不幸,是祖母格外操心费力的又一个因素。以上一句写“弱”,以下集中写“孤”。尽管有三种大不幸,如果家里人丁较多、外面亲戚不少,那还可以有若干圆通的余地,是“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孤”得够痛苦了,够奇特了,够长久了:一,从作者的父辈看,没有叔叔又没有伯伯。二,从作者的平辈看,没有哥哥又没有弟弟。《诗经·郑风·扬之水》:“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汝)。”郑玄笺:“鲜,寡也。”
作者借用《诗经》一句,但“鲜”并不作“少”讲而作“无”讲,是在特殊的语言环境下跟“既无叔伯”的“无”避免重复的一种特殊词义。从外亲看,既没有为祖母、兄弟、妻子等穿孝服的亲眷,也没有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穿孝服的家族,也没有为堂兄弟、为未出嫁的堂姊妹穿孝服的同姓,单枝独芽寡人一个。从经济看,门庭衰败,连个使唤的童仆也没有。最后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来简括、有力、形象地刻画作者幼年时经历的那种寂寞、清贫、孤独、悲怆、冷酷、凄厉无告、遭人白眼的惨境。封建社会的世俗观念跟今天不同,今天男女平等又以独生(无分男女)为正为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又提倡多子(男子),作者这个“九岁不行”,又是“既无叔伯,终鲜兄弟”,又是缺亲无故,又没有童仆的清贫之家的几世单传的孤根弱苗的成长,饱蘸着祖母刘氏多少关顾之爱,倾注了祖母刘氏多少矜悯之情,耗费了祖母刘氏多少操劳之力!不妨说,祖母虔诚不渝地把自己全部的智慧、热血、精力乃至生命都放在抚养作者上面,读者怎不被浸透在一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氛围之中而对作者产生深切的同情呢?如果祖母刘氏身心康泰,操作便利,那还可以有些周旋。大不幸又一次在必然中发生了,──祖母刘氏经受不了许多家庭变故的摧残,经受不了许多社会人心的冷遇,经受不了许多对孤弱孙儿的哀悯和担心,喂养和抱持,事必躬亲,因而“夙”婴疾病,“常”在床褥,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祖母所唯一依靠的是一根弱苗而已,“臣侍汤药,未尝废离”,概括而又具体地写出了作者对祖母的孝谨备至。《晋书·李密传》:“密奉事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可见作者对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紧密。从“而刘”到“废离”不过寥寥几句,却勾勒出陈情不仕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以下论列紧紧把这几句当作唯一的事实根据。
第二段历叙朝廷多次征召,优礼有加,都由于“刘病日笃”而有着“报国恩”和“徇私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旨在消除晋武帝的疑虑,为下文请求“终养”埋下伏线。“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其中有对晋武帝的最高颂词;更有对作者深受其恩的最大感激,“沐浴”一词隐喻作者犹如禾苗蒙受雨露滋润因而茁壮成长。武帝担心作者以事奉祖母为借口,实在是对新朝持反对或观望的态度,作者更担心如果措词失当会引起武帝疑虑将有杀身之虞。“奉圣朝”,臣仆称君之词,“沐浴清化”,臣仆无比感激新朝的话,称呼和感激都能使晋武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宠臣对君主说话,因而心弦为之一弛。“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又作为一个过渡引导到“陈情”上来,以下具体地陈述“沐浴清化”的事实:一是太守推举作者为“孝廉”,这是褒德;二是刺史荐拔作者为“秀才”,这是称才,但是“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辞不赴命”乍一看来并非“沐浴清化”,其实是最好的“沐浴清化”,因为晋朝的地方官吏不但承认并且大力表彰了作者的孝顺和与事有原则和有才干,而且体谅了作者的惨苦处境,通情达理,言到行成。由于是地方官吏,又由于是以前的事,只用“供养无主,辞不赴命”简单交代一下就行了。“沐浴清化”的更重要的事实是“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武帝“特下”诏书,而且要作者做特别亲信的宫廷侍卫之长;不久又授予辅佐太子的官职。面对最高统治者一再提拔,作为降臣的李密越发不能简单从事了,于是“具以表闻”。
在武帝看来,李密对这种厚爱竟然“辞不就职”,难免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作者巧妙地写道:“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作者主动说出武帝心中想要说的,而且是这样委婉,这样诚恳,武帝当然会心平气和了。但这话毕竟是作者所说,从以前的情况看,并没有获得武帝的谅解,而是遭到强迫手段:“诏书切峻,责臣逋慢。”“切”,“峻”,“责”,“逋”,“慢”,都准确鲜明地刻画了武帝当时的恼怒情态。郡县风驰电掣地执行王命,是“逼迫”,是“催”臣上道,州司具体贯彻王命,是“临门”,是“急于星火”,先后六个四字句,非常精练形象地描绘了一幅雷厉风行无可阻遏的催命图,这与上文所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为鲜明的对照。“臣欲奉诏奔驰”的“奔驰”用得绝妙,它有力地显示了作者非常急切地希望立刻赴京为皇家奔走效劳的焦急心情,“刘病日笃”的“日”字又准确地显示了苦情日深而且是为时不久,它跟下文“苟循私情”的“苟(姑且)”相得益彰。作者巧妙地应用了二难推理:“欲奉命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循私情,则告诉不许”。二难推理是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联合起来的推理,它的前提既然有两个,结论就是或此或彼,因此说,“臣之进退,实为狼狈”。这个结论含蕴精警,表面看来它有对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对祖母的孝顺之情,使武帝意识到作者的真情实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处处合情,部分地消除了对作者的某些疑虑。其实呢,辩证地看,这里的根本观点是“先徇私情,后报国恩”。如果是先直截了当地提出“愿乞终养”,很可能激怒武帝遂致罹难,这里形式上提出两难,正是作者与事为文的高超所在。怎样进一步说服武帝呢?作者留下了一个悬念,而把读者引向下面的关键的即是高潮的一段。
第三段提出晋朝“以孝治天下”这个治国纲领,陈述作者特别孤苦的处境和作者的从政历史、人生态度以及政治思想,以便进一步打消晋武帝的疑虑。《韩非子·说难》:“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作者紧扣治国纲领大做文章,使武帝感到“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见《说难》)。圣朝“以孝治天下”,并且做到“凡在故老,犹蒙矜育”,是热切称颂朝廷褒扬孝行态度坚决、措置得当,却更是为“愿乞终养”设置根据。于是说出了“况臣孤苦,特为尤甚”,副词“特”和两个形容词“尤”“甚”集中有力地写出了作者的情况是异乎寻常的特殊,那就越发应当而且必须“蒙矜育”了。如果是粗心的作者,行文至此,也许可以认为提出“愿乞终养”了,那仍然要把事情弄坏,因为“以孝治天下”是讲法,“凡在故老……”是说理,都还只是一般的论辩艺术,都还没能进一步打开武帝的心扉。聪明而又耐心的作者忽然宕开一笔,索性刺刀见红,把情节推向高潮!他勇敢坦率而又十分机警地把自己的历史问题、人生态度以及从政思想来一个彻底交代,全盘亮相:“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少”“仕”“历”职说明了仕臣之久,供职之勤,但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尽忠守节于西蜀,而是为了“图宦达”。既然“图宦达”,就说不上“矜名节”,就较多地打消了武帝的疑虑。另一方面,武帝的措施又使作者这个“至微至陋”的“亡国贱俘”深感“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完全应当“士为知己者死”,怎么可能徘徊犹豫、另有所图呢?这又进一步打消了武帝的一些疑虑。在武帝看来,皇君至高无上,降臣至卑无下,动不动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施以高压。作者看准了这种心理状态,尽量把自己压低,把国恩抬高:“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一个“贱”字,仍旧感到不足,再加上一个“微”字和一个“陋”字,而且是“至微至陋”。与此同时,国恩深重是“过”蒙拔擢,是“宠”命“优”“渥”(“优”“渥”同义),前朝降臣恩荣加身,必然要欣慰,惶恐,感奋无已,效忠不二,这正是武帝所急切希望的。接着用反诘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只能是增强陈情语气而不会激怒武帝,降臣对新主竟能如此措词这是少见。也不是守节蜀汉,也不是拒官新朝,那是为什么呢?唯一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说,作者勾勒了又一幅惨苦图,亦即祖母刘氏的病笃图:“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个隐喻形象地表白了祖母大限临头,而且是很快地临头,作者只是竭力捕捉一刹那的时机,完足一刹那的义务,享受一刹那的幸福而已,这已为下文“报刘之日短也”张本。
文章至此,完全可以提出“愿乞终养”了,但聪明而又极其细心的作者还怕武帝认为以一般的孝敬长上为借口实在为的消极抗拒皇命,作者又一次综述了自己跟祖母血肉相连不可或离的紧密关系,“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是一种意思,一种说法;“母、孙二人,更相为命”,还是这种意思,但是另一种说法,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又自然地得出了“区区不能废远”的结论。“区区”,拳拳,一片真情,也就是“不能废远”,用“区区”又用“不能废远”,也是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以上两句出自肺腑,动人神魄,从悉心说服武帝体恤下情看,“区区不能废远”明确表示不能分离,比上文“臣之进退,实为狼狈”的两可之说前进了一步。 [7]
第四段明确提出“愿乞终养”,表示要先尽孝后尽忠,以期感动武帝达到陈情目的。
尽管作者从法从理从情写得娓娓动人,但他仍然清醒地、审慎地料到武帝不能满足于“区区不能废远”的说法,还会采取一些相应的高压手段。作者又清醒地、审慎地估计到尽管上文已经有种种刘氏大限不远的表白,但武帝还会认为“徇私情”跟“报国恩”的抵触,作者仍旧不能提出“愿乞终养”的请求,本段开头就亮出具体的时限说:“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四十四岁,是中年人,风华正茂,报国多日;九十六岁,古来稀有,风烛瓦霜,瞬息可灭,很自然地得出“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的结论,这结论清楚地陈述“报国恩”跟“徇私情”只有为时极短的矛盾,稍稍从长远着眼就根本没有矛盾,也是合情合理地提出解决尽忠跟尽孝暂时发生矛盾的措施的有力依据。从武帝设想,可以把成全李密作为“以孝治天下”的一个范例,更可以达到李密出仕新朝的目的,冠冕堂皇,惠而不费,何乐而不为?!老练深沉的作者这才水到渠成地提出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请求。“乌鸟私情”,是比喻也是比拟,它是“愿乞终养”的根据,又回溯到这是动物本性所在,治天下的本性所在,完全符合“以孝治天下”的纲领;又是恳切、谦抑的天真流露,这种措词委婉得体,曲折有致,连铁石人也得回心转意,武帝当然不能拒绝。《尔雅·释诂》:“愿,欲也。”它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愿意”,应作“很希望”讲,表示愿欲之深。用了“愿”又用“乞”,同义的语词反复表示分外强烈。精妙的是,作者明确提出请求以后,还害怕武帝不相信他所说的“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为了印证所说句句属实,了无欺诈,再作出了以下印证:“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所见”,“明知”,“共鉴”,异词同义,有力地显示了作者的辛苦如日之光,如火之煌。当然,印证的作用远不在于使武帝深信其事,更可以使武帝感到,即使不从作者的处境考虑,而从“以孝治天下”这个手段出发,成全了作者为时短暂的请求,可以收民心,可以服官吏,又可以动神灵,更可以慰作者,一举四得,何乐而不为?!奇妙的是,作者还觉得意犹未遂,言犹未尽,情犹未达,理犹未顺,再一次请求“矜悯愚诚,听臣微志”,以便刘氏意外地免除不幸,以便自己意外地获得成功。“愚诚”,“微志”,“侥幸”,“保卒”,一连串的词语,表示作者以最谦恭、最虔诚的口吻含泪哀求,催促武帝彻底动情。更妙的是,为了再一次使武帝放心,作者最后提出“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保证,这比“尽节于陛下之日长”又大大进了几步:活着不惜人头落地,死了也要结草衔环。尽管实质是为了作者对祖母的高谊隆情,但作者对武帝的极其忠爱、无比尊崇、十分殷勤的心情溢于言表,使武帝越发深信作者陈情的诚挚和急切。最后又以一个降臣的口吻概括地表达了格外恭谨的想法:是“犬马”,是“怖惧”,更是“不胜”,宛然适合一个新朝君主所希望听到的降臣的朴实、真切而能扣人心弦、令人怜悯的语言,怎不使武帝叹为观止、霁怒为怜、予以怀柔呢?!《晋书·李密传》:“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华阳国志》:“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晋书·李密传》:“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可见李密是情真意切。
此诗描写的是一幅迷人的胜似春光的秋景。首句写景,诗人就其所见先写渌水,南湖的水碧绿澄彻,一至映衬得秋月更明。一个“明”字,写出南湖秋月之光洁可爱。次句叙事,言女子采白苹。三、四两句构思别致精巧,“荷花”不仅“娇”而且“欲语”,不特“欲语”而且十分媚人,一至使荡舟采苹的姑娘对她产生妒意。这两句诗,选词甚妙,设境奇绝,把荷花写活了,把境界写活了。末两句诗写出典型的南方秋景,不仅无肃杀之气,无萧条之感,而且生气勃勃,胜似春日;从景色的描写,表现出诗人愉悦的情绪。
对此诗的理解,也有人认为是写一位男子在劳作中对爱人的思念。按这样理解,这首诗就与《诗经》开篇《国风·周南·关雎》极为相似,它们都选择了渌水荡舟的背景。不过《关雎》中或愁或思,或得或喜,都溢于言表;而这首《渌水曲》虽也直言“愁杀”,但语气隐忍克制,如雾里看花,热泪欲零还住。《关雎》中由思而愁,由得而喜,情节十分完整,意态高雅,从容而颇具富贵气象;而《渌水曲》则似唯有无边愁怨,不着际涯,正是抉择其寂寞凄凉之状。《关雎》中,哀止于“反侧”;《渌水曲》中,心含悲凄仍不忘劳作,都可谓哀而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