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酷爱山水，他的山水诗善于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和锤炼的辞句描绘优美的自然景物。他的赋作，也同样和山水景物有着紧密的联系，此赋即是他写景赋的代表作之一。
这篇赋分为两段。第一段写作者由眼前东泻南驰的条条水流，联想到自己被流放将一去而不得回归。第二段回到岭表的正题，描绘大庾岭的优美景色。这篇赋通过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心情，情感真挚。
第一段写他由眼前东泻南驰的条条水流，联想到被流放到南方的自己，表现一去而不得回归的伤感。
第二段回到岭表的正题，写大庾岭所见景物。先以“长山”二句总写岭的高大雄伟。其后则做具体的描绘，以“下无伏流”，正面夸耀岭的高大；“上无夷迹”，夸耀山路的险峻。又以“麕兔”二句侧面表现岭的高峻。“既陟麓”四句回写自己的行程，后路倾谳，前磴绝岸，既照应上文的“长山款跨，外内乖隔”，又表现出自己遭遇的坎坷和前途的险恶。“看朝云”以下，则具体写眼前所见景物，感官上由视觉到听觉，时间上从早到晚，由眼前罗列的千奇百怪的岩石到远方姿态万千的群山，以及绝壁上的萝蔓，山涧溪流下的苔衣，一一写来，描绘大庾岭的优美景色如在目前。虽然身处逆境之中，仍不忘对他乡优美山水景物的欣赏与赞美。较之于他的山水诗，由于省去了体玄悟道的内容和说理的成分，就更充分地表现出他对祖国山水的真挚情感。但由于生死未卜，前景渺茫，所以字里行间，又透露出淡淡的忧伤情调。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谢灵运的创作无论是诗还是赋，都遵循着这一“新变”的规律，力求创新，吸收前代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不为古人所束缚。他能称雄当世，赋作上的成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只见眼前东泻南驰的条条水流，向广州押送犯人，谁永归石穴，长期隐居。
大庾岭雄伟高大，阻隔内外，下面没有潜行于地下的流水，上面没有平直的道路，獐和兔子看到山冈就转身返回，鸿雁目睹山峰便折回翅膀往回飞。从山脚往上攀登踏上山坡之后，接着又往下走到山边。回头看走过的路山峰倾斜，眺望前方的石阶边缘陡峭。看朝霞白云围绕着峰峦，听溪流从高处流入涧溪。岩石罗列像棋子一样密排散布，怪异奇特杂乱交错。不是高山也不是丘陵，是楼阁也是城楼。斑纹彩色像绣布，皎洁白净似月亮。蔓生地衣类植物攀附于绝壁之上，青苔在浅水轻轻滑过。
注释
岭表：亦称岭外、岭南，通常指今广东、广西一带地方，但这里只是指大庾岭。
写：通“泻”，急流倾泻。
五渎、六水：泛指大庾岭区域的各条溪水江河，非实为“五”“六”。
南驰：往南奔流。
挥灵海：指向灵海，即奔赴灵海。“灵海”疑指广州。
委输：把物质装上车船叫委，转运到他处交卸叫输。原指运送物质，此指押送犯人。
孰：谁。
石穴之永归：永归石穴，长期隐居。
若乃：发语词，无实义。
长山：指大庾岭。大庾岭又名塞上、塞岭、台岭。传说汉武帝时有庾姓将军筑城岭下，故名大庾，又叫庾岭。
款跨：雄伟高大。
乖隔：阻隔。
伏流：潜行于地下的流水。
夷迹：平直的道路。
麕兔：獐和兔子。
旋归：转身返回。
反翮：折回翅膀往回飞。
既……遂……：……之后，接着又……。
陟麓：从山脚往上攀登。
践坂：踏上山坡。
山畔：山边。
倾巘：山峰倾斜。
磴：石阶。
绝岸：边缘陡峭。
抱岫：围绕着峰峦。
注涧：从高处流入涧溪。
罗石：岩石罗列。
棋布：像棋子一样密排散布。
怪谲：怪异奇特。
横越：杂乱交错。
阜：土山，丘陵。
阙：门楼，城楼。
斑采：斑纹彩色。
类、若：似，像。
萝蔓：蔓生地衣类植物。
绝攀：攀附于绝壁之上。
苔衣：青苔。
流滑：浅水轻轻滑过。
公元432年（元嘉九年）诗人流放广州，途经江西大余县和广东南雄县交界处的大庾岭。诗人见高大雄伟的大庾岭后，联想到自己被流放一去不得归的悲凉，于是写下这篇赋。
谢灵运酷爱山水，他的山水诗善于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和锤炼的辞句描绘优美的自然景物。他的赋作，也同样和山水景物有着紧密的联系，此赋即是他写景赋的代表作之一。
这篇赋分为两段。第一段写作者由眼前东泻南驰的条条水流，联想到自己被流放将一去而不得回归。第二段回到岭表的正题，描绘大庾岭的优美景色。这篇赋通过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心情，情感真挚。
第一段写他由眼前东泻南驰的条条水流，联想到被流放到南方的自己，表现一去而不得回归的伤感。
第二段回到岭表的正题，写大庾岭所见景物。先以“长山”二句总写岭的高大雄伟。其后则做具体的描绘，以“下无伏流”，正面夸耀岭的高大；“上无夷迹”，夸耀山路的险峻。又以“麕兔”二句侧面表现岭的高峻。“既陟麓”四句回写自己的行程，后路倾谳，前磴绝岸，既照应上文的“长山款跨，外内乖隔”，又表现出自己遭遇的坎坷和前途的险恶。“看朝云”以下，则具体写眼前所见景物，感官上由视觉到听觉，时间上从早到晚，由眼前罗列的千奇百怪的岩石到远方姿态万千的群山，以及绝壁上的萝蔓，山涧溪流下的苔衣，一一写来，描绘大庾岭的优美景色如在目前。虽然身处逆境之中，仍不忘对他乡优美山水景物的欣赏与赞美。较之于他的山水诗，由于省去了体玄悟道的内容和说理的成分，就更充分地表现出他对祖国山水的真挚情感。但由于生死未卜，前景渺茫，所以字里行间，又透露出淡淡的忧伤情调。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谢灵运的创作无论是诗还是赋，都遵循着这一“新变”的规律，力求创新，吸收前代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不为古人所束缚。他能称雄当世，赋作上的成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陆游有4万多首传世，其中有一百多首是写给自己孩子的。当然，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那首“死去元知万事空”。不过更多的则是教育孩子的“鸡娃诗”。根据《陆游年谱》，陆游共有七子：长子陆子虞，次子陆子龙，三子陆子修，四子陆子坦，五子陆子约，六子陆子布，七子是陆子聿。这些诗大多数是陆游晚年闲居浙江山阴老家时写给幼子陆子聿的，包括题中这首应该也是。
陆游真的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明时”、因此不必读书求仕吗？答案恐怕一言难尽。
陆游出身于官宦世家，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28岁的陆游到临安参加锁厅考试（现任官员及恩荫子弟的进士考试），为陆游的才华所深深打动的主考官陈子茂阅卷后取为第一，但是因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了这次的考试，位居陆游名下，本来秦桧想授意主考官陈之茂让自己的孙子当第一，结果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官。因此主考官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找理由不取陆游，陆游的第一次科举仕途就这样被斩断了。接着到了次年（公元1154年），陆游又参加礼部考试，秦桧又指示主考官不得录取陆游。这次殿试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秦埙也没有得到状元，状元被另一位才子张孝祥（这位也是高考出题常客）夺得，同榜中进士的有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
这个挫折对陆游的一生打击非常大。后来虽然他也获得了进士出身，但在仕途上与张孝祥、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这几位同时期的大文豪相比，已经是先天不足。最终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仕途只能停留在中低级官员上徘徊。
从个人经历上来说，陆游仕途不顺，北伐之志难伸，不可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明时”；但另一方面，陆游所在的南宋中前期，大的局势还算安稳，相对来说没有大的内外战乱，而陆游在这里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当然要适当传播“正能量”。所以“明时”在这里只是一句套话而已。“禄食无功我自知，汝曹何以报明时？”其实是在说：你们爸爸我没有本事（虽然本该是高考状元，凡尔赛啊），只拿着一份死工资，没给国家做出什么大贡献；你们可不要和我一样哦！古往今来天底下爱说这种话的爸爸恐怕很多。所以，“何以报明时？”这个设问已经清楚表明了陆游的态度：他可决不是希望儿子们甘当农民的。正是因为现在是“明时”，才更要读书出仕。“报明时”，换成今天的时髦正能量话语就是：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所以“生逢“明时”不必读书求仕”的理解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后面的“为农”“躬耕百亩”“七月诗”又怎么理解呢？这还是回到诗的主题，这是一首鸡娃诗，是为了给儿子讲解”六经”特别是《诗经》的。儒家传统认为，六经中有关农事的内容，与治理国家是一脉相通的，所谓“为农为士亦奚异”。一边躬耕一边读书，就是学以致用，是儒家理想中的生活。
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