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这首诗是王安石针对当时俗儒歪曲历史事实,把糟粕当精华的情况而写的,诗的前四句说一个人的功名是经过一番艰难才得到的,但却不知谁能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后四句说有人把古人流传下来的糟粕当作精华,而真正美好的东西是很难流传下来的。这首诗写得深沉、抑郁,抒发了诗人的忧愁和怨愤,容量甚大,耐人寻味。
诗的开头四句说自古以来一个人的功名是经过一番艰难才得到的,但却不知谁能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历史从来都是难以说清的,即便是在当时也是非难辨,在遥远的后世就更是如此了。
后四句说有人把古人流传下来的糟粕当作精华,而真正美好的东西是很难流传下来的。即便是最出色的画师,也无法描绘出人的精神。因而史书不过是故纸堆而已,并不能真正表达出历代高贤的品格。王安石不只是替古人感慨,也是为自己担忧,他已经预感到那些守旧势力不可能轻易放过自己,后世强加于他的污水肯定不会少。他提醒人们,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正史”对他的评价。应当透过层层迷雾追寻历史的真相。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是被后人推崇引用的名句,常用来说明在文艺创作上刻画人物时,外表好写而内心世界和本质精神却不易写的道理;或者说明要反映事物的本质是不容易的。
此诗是李白于泾县(今安徽皖南地区)游历桃花潭时写给当地好友汪伦的一首留别诗。诗前两句描绘李白乘舟欲行时,汪伦踏歌赶来送行的情景,朴素自然地表达出汪伦对李白那种朴实、真诚的情感;后两句先用“深千尺”赞美桃花潭水的深湛,紧接“不及”两个字笔锋一转,用衬托的手法,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的千尺潭水,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汪伦对李白那份真挚深厚的友情。全诗语言清新自然,想象丰富奇特,虽仅四句二十八字,却是李白诗中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
诗的两句描写的是送别的场面。“李白乘舟将欲行”是说诗人就要乘船离开桃花潭了。那种语言不假思索,顺口流出,表现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潇洒神态。“忽闻岸上踏歌声”,“忽闻”二字表明,汪伦的到来,确实是不期而至的。人未到而声先闻,从那热情爽朗的歌声,李白就料到一定是汪伦赶来送行了。这样的送别,侧面表现出李白和汪伦这两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礼、快乐自由的人。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的后半是抒情。第三句遥接起句,进一步说明 放船地点在桃花潭。“深千尺”既描绘了潭的特点,又为结句预伏一笔。
桃花潭水是那样的深湛,更触动了离人的情怀,难忘汪伦的深情厚意,水深情深自然地联系起来。结句迸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比物手法形象性地表达了真挚纯洁的深情。潭水已“深千尺”,那么汪伦送李白的情谊更有多少深呢?耐人寻味。清沈德潜很欣赏这一句,他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显然,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好就好在不用比喻而采用比物手法,变无形的情谊为生动的形象,空灵而有余味,自然而又情真。
中国诗的传统主张含蓄蕴藉。宋代诗论家严羽提出作诗四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清人施补华也说诗“忌直贵曲”。然而,李白《赠汪伦》的表现特点是:坦率,直露,缺少含蓄。其“语直”,其“脉露”,而“意”不浅,味更浓。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而《赠汪伦》从诗人直呼自己的姓名开始,又以称呼对方的名字作结,反而显得真率,亲切而洒脱,很有情味。
晏殊整整做了五十年的高官。他赋性“刚峻”(《五朝名臣言行录》),处事谨慎,没有流传什么风流艳事。他自奉俭约,但家中仍然蓄养歌妓,留客宴饮,常“以歌乐相佐”(《避暑录话》)。他喜欢纳什么歌妓、姬妾,是容易做到的。照理,他生平不会在男女爱情上产生多少离愁别恨,但他词中写离愁别恨的却颇多。这可能和当时写词的风气有关:酒筵歌席上信手挥写,以付歌妓、艺人歌唱,内容不脱晚唐、五代以来的“艳科”传统;也可能和文学创作的特点有关:它可以描写人们的普遍感情,不限于作者的自我写照。但晏殊写的这类词,也不像完全脱离自身生活的客观描写,这首《踏莎行》小令,就是这样的一首词。
此词写别情。上片起首三句:“碧海无波,瑶台有路,思量便合双飞去。”《楚辞·离骚》有瑶台这个词,但可能从《穆天子传》写西王母所居的瑶池移借过来,指陆上仙境。说要往海上仙山,没有波涛的险阻,要往瑶台仙境,也有路可通,原来可以双飞同去,但当时却没有这样做;此时“思量”起来,感到“不合”,有些后悔。接着两句:“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是说放弃双飞机会,让“意中人”轻易离开,此时后悔莫及,可就是“山长水远”,不知她投身何处了。“轻别”一事,是产生词中愁恨的特殊原因,是感情的症结所在。一时的轻别,造成长期的思念,“山长”句就写这种思念。它和作者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词中的“山长水阔知何处”,同一意境。
下片,“绮席凝尘,香闺掩雾”,写“意中人”去后,尘凝雾掩,遗迹凄清,且非一日之故。“红笺小字凭谁附”,音讯难通,和《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的“欲寄彩笺兼尺素”而未能的意思相同。“高楼目尽欲黄昏”,既然人已远去,又音讯难通,那么登高遥望,也就是一种痴望。词中不直说什么情深、念深,只通过这种行动来表现,显得婉转含蓄。最后接以“梧桐叶上萧萧雨”一句,直写景物,实际上景中有情,意味深长。比较起来,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虽然妙极,还是失之显露;而作者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词中的“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另一首《踏莎行·小径红稀》的“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结笔的妙处正相同,都是以景结情。
这首词写离愁别恨,侧重“轻别”,有其“个性”;它从内心的懊悔和近痴的行动来表现深情,婉转含蓄,不脱晏殊词的特点;而结笔为最妙,蕴藉而韵高,尤堪玩赏。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