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运用对比的手法,描绘了寒地之夜,贫苦人民和富贵人家悬殊的生活处境,鲜明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对立,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全诗意境凄凉婉转,充满幽愤悲怆之情。
全篇立意,可用杜甫两句诗来概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但它描绘得更为具体,展现了一幅贫富悬殊的画卷。一个寒冷的冬夜,贫苦的百姓们席地而眠。本该像今天北方烧炕似地,先用柴火将地皮烘热,然后才能躺下。可他们没有钱买柴火,只得睡在冰冷的冻土上。好容易挨到半夜,冻得实在受不了,于是站起来直叫冷。“半夜皆立号”五字,非常精炼而又准确。特别是那个“皆”字,又代表了无数啼饥号寒的普通百姓。
从“冷箭”一句起,诗人的笔触从地面转向四壁。冷箭、棘针,形容从破壁中吹进的冷风。“霜吹破四壁”,极言寒风之劲。霜花竟能从破壁中吹进,屋子缝隙之大可想而知。冷风挟着霜花,穿过破壁,象冷箭、棘针一般砭人肌骨,无此生活体验者绝不能写出,有此生活体验而不关心民情者亦不能写出。孟郊是一寒士,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曾云:“郊穷饿不能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故能写出此语。而“苦痛不可逃”一句,则呼喊出受难者的心声。室内尚如此寒冷,何况冰天雪地的室外,即使逃出去,也是活活冻死。联系下文来看,这句也可看作对当时社会的控诉。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苦寒的百姓是永远翻不了身的。
“高堂”二句写富贵人家夜宴时鸣钟奏乐,直至天明,烹调美味佳肴的香气还久久不散,四处可闻。同前面所描写的相比:贫者一何苦,富者一何奢!由此看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确是封建社会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在这种对立面前,贫者有两种选择,或委曲求全、苟且偷生,或揭竿而起、抗争命运。此诗作者选择了后者。
诗中写寒者不胜冻饿之苦,宁愿化作扑灯蛾,被灯火活活烧死。这是受冷之极、渴求温暖的一种心理变态,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尽管如此,那点燃着兰膏的华灯却被层层纱幔遮蔽,使他(或他们)难以接近。尽管“仙罗”遮挡,华灯难近,寒者还不住地在四周转悠,寻找机会,以求一近“华膏”。“虚绕千万遭”,虽属虚指,然却反映了寒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惨境遇。一个“虚”字,包含了极度惆怅、失意之情。
“到头”二句,把贫富尖锐对立的矛盾,推向了高潮。寒者绕帐转了不知多少遍,终因冻饿疲惫不堪,倒地而死。寒者一头栽倒在地,死了也无人过问。不仅如此,那些在罗帐里通宵吃喝的富人,还醉醺醺地走了出来,踏着尸体,恣意遨游。如此惨状,惨绝人寰。
在中国文学史上,揭露如此深刻的作品,实在并不多见。这首五古,用的是赋体。它从头至尾,娓娓道来中唐时代残酷的现实。人物形象都是通过自身的行动进行刻画的,且与所处的环境结合得相当紧密。诗中采用了十分贴切的比喻,如冷箭、棘针之喻寒风,飞蛾之喻寒者;也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如“虚绕千万遭”,“踏地为游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强烈对比中展开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揭露贫富的对立,歌颂寒者顽强不屈的意志,鞭挞富人灭绝人性的逸乐生活。直到最后,作者才忍无可忍地出面责问:“游遨者是谁?君子为郁陶!”君子当然是诗人自指,或许也包含郑某一类有良心的官吏。郁陶是悲愤积聚之意。这里的问题提得异常尖锐,游遨者不仅仅是参加夜宴的几个人,而是整个统治阶级,乃至整个封建制度。
首两句写诗人的“饶睡”,不只是由于春夜的短暂。三四两句进一步写“饶睡”的程度,直到黄昏还依稀未醒。五六两句才写出诗人昼眠不醒的缘由;梦中所见,其实正是现实的反映。结尾两句则是诗人醒来之后的愁思和愿望。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深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此诗用比兴手法较多,末以议论作结,写得气势苍莽,在杜律中别开生面。
“二月饶睡”四句,解释昼寝入梦的缘由。冬至以后,白昼渐长,黑夜日短,二月桃花盛开,蜂蝶成群,暖意融融,催人昏昏欲睡。除此之外,前四句诗还说明一个问题,即诗人神志倦怠。造成这种倦怠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操心焦虑,积劳成疾。杜甫平生忧念家国,身值乱离,忧思更深。诗人不说自己如何关怀时事,积劳成疾,反说自己如宰予一样碌碌无为,白日深睡,还推说“桃花气暖眼自醉”。但“不独”二字,却深婉曲折地透露了诗人忧劳积思的心态。这样,“不独”二字,就为下面记梦暗中留下伏笔。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以梦的形式,表现了诗人的家国之思。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日成梦,可见思情之深。这两句所写梦景,荒凉萧瑟,与前四句所写春景看似不太协调,却真实地将诗人晚年心境刻画出来。一合上眼,诗人仿佛回到故园,自安史乱军掠夺烧杀后,那里已是荒凉冷落,加之回纥、吐蕃屡次侵犯,战火烧残了村庄,蒿草丛生,荆棘遍地,墙头门前除去栖鸦野狐,更无人迹。故国君臣前门拒狼,后门遇虎,唐王朝面临着种种困扰。这两句诗,用一“底”、一“边”字,将国家的危难、社会的灾难刻划得淋漓尽致,又一次抒发了诗人乱离伤痛的悲哀。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这两句是梦醒后的议论,它紧承梦境写来:中原君臣处在虎狼之中,故国门巷为荆棘所蔽,国事凋零,民不聊生,唐王朝向何处去?诗人认为只有尽快结束战争,让农民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普天之下没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唐王朝才会恢复“煌煌太宗业”。结尾两句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对人民的无限同情,以及对清明政治的向往。沉痛中渗透着希望。
全诗前后所写虽有景物气氛的不同,但丽景的描写,是为写心境愁惨服务的,诗人以对美好春光的描写反衬忧国忧民的心情。故贯穿全诗的感情是悲哀沉重的。诗人巧妙地借说昼梦,将自己晚年忧国思家的强烈感情抒发出来,于自然流转中凝聚深厚的意绪,很能表现杜甫晚年诗风沉郁苍茫的特色。
这首诗是咏物之作,但又有自寓自喻的况味。诗人赞美小白鹭具有纯洁自守、与众不同的高格调,祝愿着它有远大美好的前程。
“白鹭儿,最高格。”开头两句,就带有人类的道德评价色彩,作者套用到他所描写的动物身上去了,这就决定了这首诗所歌咏的实际对象,决不是现实世界中的无知的鸟,而是意象世界中的具有高尚情操的人。“毛衣新成雪不敌”,小白鹭的品格体现在羽毛的纯洁胜雪,而且不似众禽的喧呼叫噪,好于张扬自炫,而是宁静自守,修身养性,洁身自好。“孤眠芋芊草,久立潺潺石”两句,形象而具体地刻画出白鹭儿的居处环境和神态。它所居之处绿草丰美,芳馨清丽;所立之石乃在潺潺溪水之中,真可谓“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孤眠”、“久立”两句不仅写出白鹭儿的身姿神态,而且象征着不随声附和、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独立不移的品格。“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在“孤眠”、“久立”之后,前方没有阻挡,白鹭振翅飞向遥空,“云”在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云彩了,在作者眼里“云”象征着革新的阻力,而“无云”两字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希望在贬谪之后,前方能云雾消散,一片清明,给自己一片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空间。“正无云”而“飞去”更象征着高远的理想,果敢的行动。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透过白鹭儿的外表清晰地呈现在人们前,诗人所描写的白鹭儿的形象与品格,也正是自己的人格操守的形象体现。从这一角度而言,此诗也具有拟人的表现手法。
白鹭儿的纯白无瑕,象征高尚品格,作者用它来比拟革新志士,比较准确、贴切。雪白的羽毛,象征他们的清白无垢;在众禽的喧哗中保持岑寂,象征他们在宦官嚣张跋扈时不随声附和;孤眠在草泽之间,久立在泉石之上,象征他们虽然被贬谪在荒僻远郡,但坚贞不屈,特然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最后振翼高飞,直入碧霄,更象征他们远大的理想,希望能继续进行革新事业的雄心壮志。对白鹭形象的描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使读者从这只纯白的珍禽身上,看到了革新志士的最高尚的情操。
这首诗在《刘梦得文集》中入“乐府”类,是作者学习民歌结出的硕果之一。语言明白如话而流走生动,三、七、五字句相递出现,使句法显得富于变化而不呆板。全诗用入声韵,音长短促,产生直截明快的效果,与内容十分协调。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首诗载于《全唐诗》卷二百零一,是一首即兴口占而颇为别致的送行小诗。首句似即景信口道来,点明刘判官赴行军的季候(“五月”)和所向。“火山”即今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海拔四、五百米,岩石多为第三纪砂岩,色红如火,气候炎热。尤其时当盛夏五月,那是“火云满山凝未开,鸟飞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的。鸟且不敢飞,无怪“行人少”了。所以此句还写出了火山赫赫炎威。而那里正是刘判官赴军必经之地。这里未写成行时,先出其路难行之悬念。
接着便写刘判官过人之勇。“看君马去疾如鸟”,使读者如睹这样景象:烈日炎炎,黄沙莽莽,在断绝人烟的原野上,一匹飞马掠野而过,向火山扑去。可见那骑者身手是何等矫健不凡。以鸟形容马,不仅写出其疾如飞,又通过其小,反衬出原野之壮阔。本是“鸟飞千里不敢来”的火山,现在竟飞来这样一只不避烈焰的勇敢的“鸟”,令人肃然起敬。这就形象地歌颂了刘判官一往无前的气概。全句以一个“看”字领起,赞叹啧啧声如闻。
“都护行营太白西。”初看第三句不过点明此行的目的地,说临时的行营远在太白星的西边──这当然是极言其远的夸张。这样写却显得很威风,很有气派。细细品味,这主要是由于“都护行营”和“太白”二词能唤起庄严雄壮的感觉。它们与当前唐军高仙芝部的军事行动有关。“太白”,亦称金星,古人认为它的出现在某种情况下预示敌人的败亡(“其出西失行,外国败”,见《史记·天官书》)。明白这一点,末句含意自明。
“角声一动胡天晓”这最后一句真可谓一篇之警策。从字面解会,这是作者遥想军营之晨的情景。本来是拂晓到来军营便吹号角,然而在这位好奇诗人天真的心眼里,却是一声号角将胡天惊晓(犹如号角能将兵士惊醒一样)。这实在可与后来李贺“雄鸡一声天下白”的奇句媲美,显出唐军将士回旋天地的凌云壮志。联系上句“太白”出现所预兆的,这句之含蕴比字面意义远为深刻,它实际等于说:只要唐军一声号令,便可决胜,一扫如磐夜气,使西域重见光明。此句不但是赋,而且含有比兴、象征之意。正因为如此,这首送别诗才脱弃一般私谊范畴,而升华到更高的思想境界。
此诗不落一般送别诗之窠臼。它没有直接写惜别之情和直言对胜利的祝愿。而只就此地与彼地情景略加夸张与想象,叙述自然,比兴得体,颇能壮僚友之行色,惜别与祝捷之意也就见于言外,在送别诗中堪称独具一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