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说
汉儒对《羔羊》篇的解释主要有毛齐鲁韩四家，其中毛诗的解释来自《毛诗正义》，而齐鲁韩三家诗几乎都已亡佚。 现依据王先谦之说，取其书《诗三家义集疏》中认定的齐鲁韩三家诗说观点。在《羔羊》篇中，“羔羊”、“素丝”、“退食”、“委蛇”四词是该诗的关键词，其中“羔羊”是主旨的代表，故理解汉儒对《羔羊》篇的解释，应先从后三词开始，再分析“羔羊”所代表的主旨。
“素丝”。在《诗三家义集疏》的资料中，齐氏认为“素丝”指“君子朝服”；韩氏则认为素喻絜白，丝喻屈柔；注鲁诗的谷永注“素”为“行絜”，王逸注为“皎洁之行”；毛氏注为“白也”。《诗三家义集疏》总结为：“薛以性言，谓其心之精白，谷王以行言， 美其行之洁清也。‘丝喻屈柔’者，屈柔以行言，立德尚刚而处事贵忍，故屈柔亦为美德。 ”; 可见，齐氏是从“素丝”作为社会服装的角度进行分析以确定身份地位为大臣，而其余诸家则抓住其本身“白”与“柔”之特性，认为“素丝”是用来赞美大臣之高洁、谦忍。
“退食”。 王先谦先生梳理齐鲁韩三家诗注，认为“‘退食自公’者，自公朝退而就食，非谓退归私家。 永疏‘私门不开’，正释‘公’之义。卿大夫入朝治事，公膳于朝，不遑家食，故私门为之不开也。 ”; 而《毛诗正义》中先列郑玄笺，云退食意谓减膳。再引孔颖达正义释“减膳”之意：“减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为节俭减之也。 ”后引王肃、孙毓“减膳”论“减膳”为合理合制之举。故从身份属性上来讲，两种解释都将对象定义为朝堂之臣，非宦官等类属。 从特征属性来看，则知此人尊制守法，依朝廷之律，依传统之令，非标新立异或先斩后奏之人，可谓是遵从、执行制度法令的模范，是朝廷形象的代言。
“委蛇”。 毛氏注曰：“委蛇，行可从迹也。 ”又言：“既外服羔羊之裘，内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从公门入私门，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动而有法，可使人踪迹而效之。 言其行服相称，内外得宜。 ”郑玄笺云：“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节俭而顺，心志定，故可自得也。 ”; 韩氏注为：“逶迤，公正貌。 ”; 二者看似不同，实则互补。 恰如陈启源所云：“毛‘委蛇’传以为‘行可迹踪’，韩‘逶迤’训作‘公正貌’，两意义正相成，为其公正无私，故举动光明，始终如一，可从迹仿效，即毛序所谓正直也。 ”; 可知所美大臣之言行，首先是公正无私的，非弄权之人。 其次，该人言行有迹可循，则可使人仿迹模仿，谓其人有影响力，是值得他人对其进行赞美乃至宣扬的。
“羔羊”为此诗篇之题，也是该诗主旨的代表，因而应以“羔羊”为核心来分析该诗主旨。 《毛诗正义》：“《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后注：“《鹊巢》之君，积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 《诗三家义集疏》：齐说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辅政扶德，以合万国。 ”韩说曰：“诗人贤仕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 据此可知，该诗的主旨是赞美有德行之君子， 不同在与有的学者认为是在赞美召南大夫，而当时其他的学者认为是美召公， 毛氏则只说 “在位卿大夫”。实际上，召公于周朝亦是在朝之臣，故综合来看，可将《羔羊》一诗的主旨定为赞美有德之大臣。
讽刺说
对这首诗表现特点的理解，要反美为刺。即是说，全诗不用一个讥刺的词，更没有斥责之语，诗人只是冷静而客观地抉取大夫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一个小片断，不动声色用粗线条写真。先映入诗人眼帘的是那官员的服饰——用白丝线镶边的羔裘。毛传说“大夫羔裘以居”，故依其穿戴是位大夫。头两句从视觉来写，暗示其人的身份，第三句是所见也是所想，按常规大夫退朝用公膳，故诗人见其人吃饱喝足由公门出来，便猜想其是“退食自公”。《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双鸡。”杜预注：“谓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这与当时民众的生活水准相对照，有天上地下之别，《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阐述的符合王道的理想社会，在丰收年成，也才是“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而大夫公膳常例竟是“日双鸡”，非常奢侈。诗人虽然没有明言“食”是什么，以春秋襄公时代的公膳例之，大约相差无几。诗人生活在同时代，一见其人“退食自公”必然有所触动，想得很多，也许路有饿殍的惨象浮现在他眼前。正因为如此，所以厌恶之情不觉油然而生，“委蛇委蛇”诗句涌出笔端。这第四句“美中寓刺”，可谓点睛之笔，使其人仿佛活动起来：你看他，慢条斯理，摇摇摆摆，多么逍遥惬意。把这幅貌似悠闲的神态，放在“退食自公”这个特定的场合下，便不免显出滑稽可笑又丑陋可憎了，言外诗人的挖苦嘲弄可以想见：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实则是个白吃饭的寄生虫！三章诗重复这个意思，回环咏叹，加深了讥刺意味。各章三、四两句，上下前后颠倒往复。
《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刘禹锡任夔（kuí）州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刘禹锡创作多首《竹枝词》，这是其中一首。
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诗歌。它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的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所产生的内心活动。
首句“杨柳青青江水平”，描写少女眼前所见景物，用的是起兴手法。所谓“兴”，就是触物起情，它与后文要表达的情事。并无直接关系，但在诗中却是不可少的。这一句描写的春江杨柳，最容易引起人的情思。
次句"闻郎江上唱歌声"叙事。在这动人情思的环境中，这位少女忽然听到了江面上飘来的声声小伙子的歌声。这歌声就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江水，溅起一圈圈涟漪一般，牵动了姑娘的感情波澜。
三、四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写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今天从他的歌声中多少听出了点情意，于是她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它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它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道是无晴却有晴”一句，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表现出初恋少女忐忑不安的微妙感情。
此诗以多变的春日天气来造成双关，以“晴”寓“情”，具有含蓄的美，对于表现女子那种含羞不露的内在感情，十分贴切自然。最后两句一直成为后世人们所喜爱和引用的佳句。
用谐音双关语来表达思想感情，是我国从古代到现代民歌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这首诗用这种方法来表达青年男女的爱情，更为贴切自然，既含蓄，又明朗，音节和谐，颇有民歌风情，但写得比一般民歌更细腻，更含蓄。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爱传诵。
词的上片前三句“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以一种磅礴的气势开篇：一定是天兵发怒了，掀翻了银海，散乱了珠帘，变作了天地间的这场大雪。
下面二句“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箔中丘壑”，漫天大雪，转眼间将箔中的丘壑便填平了。
下面五句，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雪势。“皓虎”、 “素麟”，“掣断”的“珍珠索”，“酣战”的“玉龙”，“满天”的“鳞甲”。将逼人的雪势，形象地展示出来了。
完颜亮巧用博喻手法，大笔挥洒，展现北国豪雪雄浑壮观的景象，堪称大气磅礴。绝无“天人宁巧许，剪水作飞花”的纤柔娇媚淡雅之态，亦无扑朔迷离婉秀之姿。谓其“俚而实豪”，雄气狂放，壮阔恢宏，豪宕奇险，借咏雪酣畅淋漓地展露其为人为词的当行本色，是再恰切不过的了。
如果说上片重在写景，那么下片则重在抒情，描述了边塞军旅在这大雪中的豪情壮志。
开头三句“谁念万里关箔，征夫僵立，缟带沾旗脚”，谁能想到边关征夫在这风雪中的情景呢？以此从单纯的天上雪景过渡到“万里关箔”去了。
下面六句，描述了边塞将士在雪中的豪迈气势，剑戟戈矛，在雪色中闪射着寒光，一座座军营透出一派杀气。无论是将领还是兵士，个个豪雄英勇，都在商略如何克敌制胜。
结尾二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寥廓”，雪中豪饮，一醉方休，且看取雪后初晴的寥廓碧空。于豪放中又抹上一层浪漫色彩。
完颜亮笔横四野，墨翻惊澜，天上人间，丘壑、雪势军威人情浑融一体，豪咏狂吟谱成这阕咏雪绝唱。
夫人之疾驱夕发以如齐者，果谁为乎？为襄公也。夫人为襄公而如齐，则刺夫人即以刺襄公，又何必如旧说‘公盛车服与文姜播淫于万民’而后谓之刺乎？”讲得很有道理。据《春秋》记载，文姜在公元前692年（鲁庄公二年）、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89年、公元前687年都曾与齐襄公相会，说明文姜在其夫鲁桓公死后仍不顾其子鲁庄公的颜面而与齐襄公保持不正当的关系，鲁庄公竞也无能加以制止，因此人们赋此诗加以讥刺。
此诗最引人注意的是用了许多二字字音相同的联绵形容词，如第一章用“薄薄”来描述在大路上疾驰的豪华马车，字里行间透露出那高踞在车厢里的主人公是那样地趾高气扬却又急切无耻。再加上第二章以“济济”形容四匹纯黑的骏马高大雄壮，以“濔濔”描写上下有节律地晃动着的柔韧缰绳，更衬托出乘车者的身份非同一般。三四两章用河水的“汤汤”、“滔滔”与行人的“彭彭”、“儦儦”相呼应，借水之滔滔不绝说明大路上行人的熙熙攘攘，往来不断，他们都对文姜的马车驻足而观，侧目而视，从而反衬出文姜的胆大妄为，目中无人。这一系列的联绵词在烘托诗中人与物的形、神、声方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另外，多用联绵词，对加强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感也有帮助，可起到便于人们反覆咏叹吟诵的功能。
从诗的技巧上看，陈震《读诗识小录》的评析很有见地，他说：“（全诗）只就车说，只就人看车说，只就车中人说，露一‘发’字，而不说破发向何处，但以‘鲁道’、‘齐子’四字，在暗中埋针伏线，亦所谓《春秋》之法，微而显也。”因此虽然此诗纯用赋体而没有比兴成分，却仍是婉而多讽，韵味浓厚。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