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通常认为这首词为伤春之作。惜春伤春是历代词的传统题材，留下的佳篇汗牛充栋，僧挥的这首《金明池》即为其一，被选编进《宋词三百首》。全词基调哀婉，上片主描景，下片主抒情，行文多有绮语；而作者又为僧人，词作别有一种情趣。

　　“天阔云高，溪横水远，晚日寒生轻晕”，上片首句一气连用了三个境界开阔的短句，一反伤春词细腻入文的模式，起笔突崛。三个远景，如果只从单个分开细看，纯粹只显豪阔苍远的境界，于伤春主题并不切合，但一经组合排列，哀氛就透过词句四处弥漫，奠定了全词“伤”的基调。起笔突崛而又不显唐突、违拗，且自有新意，正是这首词入文的妙处。

　　“闲阶静、杨花渐少，朱生掩、莺声犹嫩”，这是近景，与首句远近结合，成一画境。首句奠定了词意的气氛基调，但并不能判断句中所描绘的是什么时间季节，这第二句作者点明了是暮春时节。“闲阶静，杨花少，朱生掩”，是目之所及的视觉感受，莺声嫩则为听觉感受，这几个“冷色调”意象的有机叠砌，予人幽深、凄切的感觉。然而，作者并未让这些意象营造的感觉如滔滔江水一放到底，一览无遗，而是且放且收，“莺声犹嫩”，一个“犹”字，恰如其分地把前头的表达“收”了起来。但不是单为了收而收，是为了接下去能更好地放。虽然莺声“犹”嫩，但也不能再“嫩”很长日子了。

　　“悔匆匆、过却清明，旋占得馀芳，已成幽恨”，此句既是前面景的描绘后的情的流露，也是“莺声犹嫩”收了之后的续放。时光易流，一过了清明，各种各样的花儿，就都陆续委地凋谢了，丛中和枝头只疏疏落落地留了一点儿残英。到这时，莺声已老，不再嫩了；可见“犹”得短暂、无奈。“却几日阴沉，连宵慵困，起来韶华都尽”，这句是接前句的深延。几天前还有若有若无的遗留的花儿，可忽忽几日，稍没注意，一下子就只剩满目绿肥，些许瘦红也难觅了。

　　上片主描景，景中时也露情，下片主抒情，全为伤春心事。“怨入双眉闲斗损，乍品得情怀，看承全近”，写的是春愁怨情。怨入双眉，思量甚苦，皆因春去无情。“深深态、无非自许，厌厌意、终羞人问”，写的是怨态，情动于衷而形于表。因春去而心怨，因心怨而神形缱绻。“深深态”两句是女子自怜自爱、自怨自艾的情态，大有美人惜春迟暮之感。“深深态”和“厌厌意”二词运用对比，将女子愁绪满怀的怨态和因春去精神萎靡的无力之状形象描写出来，读之令人感同身受，心怀大动。 [4]

　　末句“纵留得莺花，东风不住，也则眼前愁闷”是全词最堪回味处。心怨源于春逝，这里却说即使莺声和花香留住了，仍还是愁绪难遣。原来春去仅是引子，最伤心处，并非春天美景消逝，而是时间老去人老去——春天可以再来，人却难以再少。无言之伤，尽在其中矣。

　　此首伤春之词，却出自诗僧笔下，可见其性情坦荡，不拘礼法。上片阶静生掩，美人春睡。杨花渐少，莺声犹嫩，正是暮春景象。睡起方识春色已阑，幽恨遂油然而生。下片因惜眷而自怜，因伤春而厌厌。这首词把年轻女子的多情与娇羞写得十分动人，她有些慵懒，有些感伤，有些哀怨，也有些甜蜜。一个感情真挚、热烈而又羞涩矜持的女性形象跃然于纸上。 [1]  [5]

　　有观点认为下阕以“怨入双眉闲斗损”句过片，承上阕末意，也补足了人对春光去尽的反映。一“闲”字、一“损”字，暗暗透露作者对这种伤春怨情的保留态度。以下渐渐转出真意：先用“乍品得”二句过渡，语极委婉。这两句真像耐心布道者的口吻。“深深态”二句，又忽作狮子吼，将悔憾怨恨种种情怀之实质一语道破：自我期许太多，就难免不深深作态；羞于向人吐露，才必定会恹恹不振。“怎知道”以下又如佛手指点迷津。从正反两面说去：想闻得好“音信”，关键在于“忘了余香”，不必有所留恋，这是从正面说；若总想“留得莺花”，执迷不悟，那只会招来“愁闷”，自堕苦海，这是从反面说。禅理而能入词，又说得如此有诗趣、理趣，实属不易。

　　诗咏汉武帝故事，是一篇借古讽今的咏史诗。此诗前六句对汉武帝求仙进行讥刺，后两句与汉武帝重用方术之士相对照，慨叹像东方朔那样有才能的人却只能做闲官。全诗取材博赡，炼词精整，借古讽今，情真味厚，是西昆体的佳作。

　　首联写武帝求仙海上之虚妄。引用《史记·封禅书》载武帝迷信方士少翁之事。此借以形容三神山四周环水，难以到达。

　　颔联写武帝祈求长生之徒劳。此处引用《汉武故事》《三辅黄图》等书中典故来例证。一个“劳”与一个“费”字暗寓讥讽，点明这些举动均属徒劳无补，确有一字寓贬的春秋笔法。

　　颈联写武帝开边求马，迷信方士而不知醒悟。汉武帝曾得神马于渥注水中，又伐大宛而得千里马。此处用典仅为借用，周礼中早有“马八尺以上为龙”之说，故可移植。一个“力”字写出他为个人私欲而不惜擅开边衅的独断专行。此句述马，遂联类而及下句的“食马肝”。亦用《史记·封禅书》载武帝迷信方士少翁之事。这一典故活现出统治者明知受骗却不思悔改，自欺而又欺人的心态，一个“讳”字将此揭露得入木三分。而且宋真宗伪造的黄帛天书恰与少翁行骗的帛书相巧合，更具讽刺意味。

　　尾联诗人自叹清贫，倾吐怨尤。这里作者是以东方朔自比。诗人感叹像东方朔这样的才士，不能教他乞米糊口，身为馆阁之臣的杨亿虽位居清要，却禄微薄，曾因家贫请求外任，其上表中有“方朔之饥欲死”语，足证此为自况。尾联是用才士待遇之菲薄，反衬统治者为满足一己私欲的侈靡荒唐，衬跌十分有力。

　　此诗句句用典，组织绵密，纯用叙事，不着议论，而讽意自见，还通过若干字眼暗寓褒贬，婉曲而不失严正之意，加之对仗工稳，音调铿锵，故刘攽称此诗“义山不能过也”（《中山诗话》）。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