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宋代周密的《四字令·拟花间》写出了闺中女子思人不见人的那份无可奈何的春愁。
开篇以“眉消睡黄”来开头，描写了闺中女子的状态，其苦相思展露无疑，接着就是一句“春凝泪妆”，加重前一句的深意。“玉屏水暖”承接上一句的“春”字，写了屏风上面所绘之图。“水暖微香”则是通过“香”字侧面写主人。前三句以“静”为主，凸显闺房中的清净也透露出寂寞。第四句“听蜂儿打窗。”一个“打”字打破了这份清净，带着生机盎然，却又让人无法避开那份忧伤。
“筝尘半妆。绡痕半方。”中的“半”字，意在缩减忧伤，“欲情故纵”般越是轻描淡写，却越从侧面加重了女子的感伤之情。无人排解愁绪，唯有门前杨柳可寄，奈何它也是自顾不暇的“忙”? 那个“奈”字是一种对自然的无奈，更是对自己现在的独守闺房，却又无法更改的现实展现。 “伊人浓妆待君王，渐宽衣带怨罗裳。”对现实的无奈，唯有以文字消减相思，以减少现实所带来的自我感伤。
诗的首二句写眼前秋景仿佛洞庭之畔，流露出思乡之情；次二句一转至现实的北方黄河之景；五、六两句进一步写“心悲”、“肠断”的内在感受；最后二句以薄暮失道来描写诗人迷茫怅惘、恍惚痛苦的情形。全诗层层深入，写情真切，笼罩着慷慨悲凉的气氛，颇具苍劲、雄健的风格。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二句，清沈德潜《古诗源》认为“起调甚高”，议论是不错的。因为它从眼前所见的秋风吹起，木叶纷落于黄河波上，即刻联想到有似昔日的南国风景，就径直领出旧土之思的发端，并且暗用屈子《楚辞·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意境，平添出一层烟雾般轻蒙柔曼的忧郁情味来，使之拥载了更丰厚的涵纳，以供人体味怀想。当然，这种辽远地域空间和漫长古今时间的类比，除了承传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外，主要的还在于主体自身现实人生经历与情感趋向的规范，所以才能够将原本隔断的二端重行汇铸为一个统一的有机审美整体，就寻常的客观物象间注入强烈主观选择意识。
后面六句即顺势直下，由空间场景描写导出时间推移的概念，层层依次展开。“常山”、“代郡”历来是边防要地，因此王褒沿途北渡，所见亭障相属，一派森严戒备的紧张景象，确也反映出那战事繁频，兵连祸结的现实状况。
接着的第五、六两句写沿途所闻，以“异方乐”共“陇头歌”对举，一为曲调，一为歌辞。“陇头歌”的名目，多是用于表现戍卒征夫离愁别恨的内容，格调悲慨苍凉。王褒此际风尘仆仆于萧条秋野上，满目荒凉，又值暮色四起，忽地传来了阵阵吟歌，呜咽入耳，不能不使之悲从中来，陡地牵动起家国沦亡的万千思绪，平生遭际尽翻上心头，直觉天地茫茫竟无从归属，念之“肠断”。这里的“异方乐”一语，含意颇深，原因其系胡人所造，非汉地土风雅乐，故云。但另一层的意思，却是谓魏、周之类的北朝政权，都是异族入主中原，自不同于我炎汉正朔。
这样，自然而然地归结到尾句上来：“薄暮驱征马，失道北山阿”，此处袭用了《战国策·魏策》旧典，魏王欲攻赵，季梁劝说道：“今者臣来，见人于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虽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指出魏王以攻赵求成霸业，则“犹至楚而北行也”。并融入魏阮籍《咏怀诗》之五：“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的句意，叹息自己的人生失路。当初忍辱借生，以至易节仕异族，现在蹉跎岁晚，生年无多，则悔又何及，也只有留下无穷的伤悲苦痛罢了。至此，方将开首的寓意点明，回旋应呼，不滞不懈。
这首诗不事雕饰，造语清浅而寄兴遥深，尤其善于融化典故以写自我心意，更耐人寻味，增加了它的感染力。
文章首先解释命名的具体原因：一是斋广一室，深七室，其形似舟；二是斋中数室各具特色，或深奥温暖，如同船舱，或虚空四壁，如窗外两舷，处于室中，犹如在舟；三是斋之左右风景如画，花木山石分别两侧，斋置于其中，好似一舟行于山林相间的江水之中。同时，作者也生动地描绘了画舫斋的结构特点和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富有特色的建筑和山石花木交相辉映，构成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接着顺应画舫之名，转而言舟，作者先从《周易》说起，用渡河比喻处境危难，用船来摆渡，比喻自己从政治漩涡中摆脱出来，从汴水出发，渡淮河，沿长江上溯历尽艰险。人生旅途也需要有船来作为战胜艰难险阻的工具，现在我却忘记了困难和险阻，还用船来给房间起名，难道我果真喜爱船上的生活吗？作者觉得这种在江湖之上享受战胜大风大浪的快乐，也是人生的一大趣事。进而又云：我听说有的古人为逃避世事远远来到江湖上面，终身不肯回头，这里一定有某种快乐，如果不是因为贪求财利，不是因为有罪或身不由己，那么，一帆风顺，水波平静，心情平缓地躺在枕席之上，一天便可到达千里之外的地方，这样乘船难道不快乐吗？作者谈这两种“乐”，都不是现实中的“乐”，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而现实中的“江湖”和“舟之行”，带给他的都是一种不幸和痛苦。作者以舟名斋，用“画舫斋”这个饱含深意的词来时时警醒自己，即现在虽然列官朝廷，享受优厚待遇，但要居安思危。最后又回到现实中来，请朋友蔡君谟题词，白抒胸臆，宣泄他内心的积郁。
作者抓住以舟名斋这个中心主题，反复发挥，追忆自己的经历，联想古代的隐士，逐层递进转折，层层加以剖析，既简明又深婉地抒写了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全文情景交融，饱含哲理，充分体现了作者豁达开朗的情怀，及其居安思危的思想。
这首词以春景起兴，写女子对丈夫的眷恋之情。开头“花花”二句首先渲染繁花似锦的春天景象：春光烂熳，百花盛开，为女主人公的出场作铺垫。“罗袖”二句，写女主人公出场，她穿着罗衣，面对画帘，思念情人肠欲断。由春日美景转到相思之情的描写，其中“肠断”二字把景与情的和谐气氛打破，乐景哀情相映，情更哀。“卓香车”，是说女子于画帘之内，伤怀已极，故立车遣愁。
后四句摄取对话的特写镜头：回头闲聊，神态绰约。“回面”二句写女主人公坐在车上与街上的熟人说话，这是女子掩饰自己情感的举动，看似平静，实为她在排遣自己“肠断”的心情。结句写女主人公因烦闷而向人诉说丈夫“不归家”，很有情趣。女子之言实为衷曲，进一步揭示了她的内心世界，说明她“肠断”的原由。这里借用刘晨、阮肇典故，意指情人久出未归。一个“惟”字，表现出女子对爱的专一和执着。
全词围绕“断肠”写人，时而绘景，时而动作与心情俱见，时而将心情隐于动作之中，时而又把心情寄之于话语之内，运笔多变，将人的内在心曲揭示无遗，极富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