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男的唱给女的听。
“可怜谁家妇?缘流洒素足。”意思是:可爱哟,这是谁家的妇人?就着这河流洗她那白皙的脚。“素足”,这是极富刺激性的意象。古代妇女手足很少裸露,因此“素足”与“素手”、“皓腕”在古代诗文中常成为女性形体美的表征,成为引发男子性意识的触媒。南朝宋代一首民歌就这样写道:“揽裳踱,跣把丝织履,故交白足露”(《读曲歌》,大意为:撩起裙子在徘徊,赤脚手拿丝织鞋,有意教白足露出来)。后来李白也一再在诗中写道:“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越女词》其一)“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浣纱石上女》)还要提起的,谢灵运和李白描写的都是越女,而越女向被认为是少见的美、少见的白(杜甫《壮游》有“越女天下白”之句),同时越中的山水又是少见的秀异,越女在这样的江水中洗“素足”,该叫少年船工如何地神魂颠倒啊。
“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由素足的白联想到“明月”的明,然后又以明月代指洗足妇,明月高高出没于云间,是那样引人注目、撩人思绪,但可望不可即啊。“迢迢不可得”表现出了男子对女子爱慕却不可得的焦急心情。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可爱哟,这是谁家的女子?顺着溪流濯洗她那白皙的小脚。
溪中美人就像那云中的明月,远隔千里可望而不可得。
注释
东阳溪,即东阳江,流经今浙江东阳一带。
可怜:可爱。
洒:通“洗”。
迢迢:高远。
这首诗是男的唱给女的听。
“可怜谁家妇?缘流洒素足。”意思是:可爱哟,这是谁家的妇人?就着这河流洗她那白皙的脚。“素足”,这是极富刺激性的意象。古代妇女手足很少裸露,因此“素足”与“素手”、“皓腕”在古代诗文中常成为女性形体美的表征,成为引发男子性意识的触媒。南朝宋代一首民歌就这样写道:“揽裳踱,跣把丝织履,故交白足露”(《读曲歌》,大意为:撩起裙子在徘徊,赤脚手拿丝织鞋,有意教白足露出来)。后来李白也一再在诗中写道:“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越女词》其一)“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浣纱石上女》)还要提起的,谢灵运和李白描写的都是越女,而越女向被认为是少见的美、少见的白(杜甫《壮游》有“越女天下白”之句),同时越中的山水又是少见的秀异,越女在这样的江水中洗“素足”,该叫少年船工如何地神魂颠倒啊。
“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由素足的白联想到“明月”的明,然后又以明月代指洗足妇,明月高高出没于云间,是那样引人注目、撩人思绪,但可望不可即啊。“迢迢不可得”表现出了男子对女子爱慕却不可得的焦急心情。
该文是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
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
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
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
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
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
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禅山褒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该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
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边的碑,与篇首相呼应,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孔子世家赞》开篇借用《诗经·车舝》里的两句诗,云:巍峨的高山可以仰望,宽广的大道可以行走。自己虽然不能到达那里,但心中对它却充满向往。——使人可望而不可即,这是太史公对孔子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很容易使人想起颜回、子贡等人对孔子的看法。颜回曾经感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贡则说:其他贤人仅如丘岭,而孔子则如日、月,世人无法逾越。夫子仿佛数仞宫墙,不得其门而入,则无以发现其内部的富丽和华美。非深知孔子,不能有此种决断。
赞语又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对于司马迁来说,读孔子书即如面对孔子本人。读其谈坟羊、楛矢,可以见其渊博;读其意欲“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以见其风雅;读其“以不义之富且贵为天边之浮云”,可以见其闲淡;读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可以见其整饬赞语用一个“读”字、一个“想”字,传达出作者对孔子人格的深深憧憬。“读”乃是投入地读,“想”乃是深情地想。尽管从时间上说,司马迁与孔子相差几百年,但从精神上说,司马迁与孔子之间却似乎没有丝毫间隔。司马迁尝云: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自孔子卒,至今又五百岁矣。司马迁似乎认定要做孔子第二。他创作《史记》五十余万言,其本意正在于继承孔子之《春秋》赞语接下来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仲尼虽逝,然其遗物依然,其遗教犹在司马迁面对这一切,恍若重逢故人,不忍离去。一“低回留之”,一“不能去云”,写出了作者眷眷的深情。
然而,生死是最最真实的问题,人鬼殊途是最最真实的分离。孔子那“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悲歌,早已成为司马迁深志不忘的绝响司马迁意识到:恰恰是一个人在后世影响的大小,增损着其生命本身的意义。天下君王、贤人众矣,他们生前的荣耀与其自身的生命一起完结;孔子身为平民百姓,可其思想学说在后世却一直广为流传,从天子王侯到其他所有研究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学说为准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司马迁给孔子无以复加的赞誉,即孔子“可谓至圣矣”。
赞语开篇以总评揭出自己对孔子的无限景仰;继而从遗书、遗物、遗教三个方面,极言自己对孔子的向往;结篇再以总评写自己对孔子的崇奉。前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作者自身的比照,主要从作者自身的感情落笔,因此显得亲切;后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天子、王侯以及后世儒家学者的比照,主要从孔子的历史影响着墨,因此显得得体。二者相互映衬,而各有韵味。另外,赞语第一层主要是描写,第二层主要是叙事,第三层主要是议论。但描写含情,叙事含情,议论亦含情。读之,觉字里行间,深情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