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在五、七言绝句中，五绝较为近古；前人论五绝，也每以“调古”为上乘。温庭筠这首五绝，却和崇尚真切、浑朴、古澹的“调古”之作迥然有别。它的意境和风格都更接近于词，甚至不妨说它就是一种词化的小诗。

　　碧磵驿所在不详，据次句可知，是和诗人怀想的“楚国”相隔遥远的一所山间驿舍。诗中所写的，全是清晨梦醒以后瞬间的情思和感受。

　　首句写旅宿者清晨刚醒时恍忽迷离的情景。乍醒时，思绪还停留在刚刚消逝的梦境中，仿佛还在继续着昨夜的残梦。在恍忽迷离中，看到孤灯荧荧，明灭不定，更增添了这种恍在梦中的感觉。“残梦”，正点题内“晓”字，并且透出一种迷惘的意绪。不用“孤灯”而用“香灯”这种绮丽的字面，固然和诗人的喜作绮语有关，但在这里，似有暗示梦境的内容性质的意味，且与全诗柔婉的格调取得统一。“香灯”与“残梦”之间，着一“伴”字，不仅透露出旅宿者的孤孑无伴，而且将夜梦时间无形中延长了，使读者从“伴残梦”的瞬间自然联想到整个梦魂萦绕、孤灯相伴的长夜。

　　次句忽然宕开，写到“楚国在天涯”，似乎跳跃很大。实际上这一句并非一般的叙述语，而是刚醒来的旅人此刻心中所想，而这种怀想又和夜来的梦境有密切关系。原来旅人夜来梦魂萦绕的地方就是远隔天涯的“楚国”。而一觉醒来，惟见空室孤灯，顿悟此身仍在山驿，“楚国”仍远在天涯，不觉怅然若失。这真是山驿梦回楚国远了。温庭筠是太原人，但在江南日久，俨然以“楚国”为故乡。这首诗正是抒写思楚之情的。

　　“月落子规歇，满庭山杏花。”三、四两句，又由心之所系的天涯故国，转回到碧磵驿的眼前景物：月亮已经落下去，“啼夜月，愁空山”的子规也停止了凄清的鸣叫声；在晓色朦胧中，驿舍的庭院正开满了繁茂的山杏花。这两句情寓景中，写得非常含蓄。子规鸟又叫思归、催归，鸣声有如“不如归去”。特别是在空山月夜，啼声更显得凄清。这里说“月落子规歇”，正暗透出昨夜一夕，诗人独宿山驿，在子规的哀鸣声中翻动着羁愁归思的情景。这时，子规之声终于停歇，一直为它所牵引的归思也稍有收束，心境略趋平静。就在这种情境下，诗人忽然瞥见满庭盛开的山杏花，心中若有所触。全诗也就在这但书即目所见与若有所感中悠然收住。对这景物所引起的感触、联想和记忆，则不着一字，任凭读者去寻味。这境界是美的，但似乎带有一点寂寞和忧伤。其中蕴含着一种愁思稍趋平静时目遇美好景物而引起的淡淡喜悦，又好像在欣喜中仍不免有身处异乡的陌生感和孤孑感。碧磵驿此刻已经是山杏盛开，远隔天涯的“楚国”，想必也是满目春色、繁花似锦了。诗人当日目接神遇之际，其感受与联想可能本来就是浑沦一片，不甚分明，因此笔之于纸，也就和盘托出，不加点醒，构成一种朦胧淡远的境界。这种表现手法，在温词中运用得非常普遍而且成功，像《菩萨蛮》词的“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等句，都是显例。对照之下，可以发现“月落子规歇，满庭山杏花”两句，无论意境、情调、语言和表现手法，都与词非常接近。

　　这首诗几乎通篇写景（第二句从抒情主人公心中所想的角度去理解，也是写景，而非叙事），没有直接抒情的句子，也没有多少叙事成分。图景与图景之间没有勾连过渡，似续似断，中间的空白比一般的诗要大得多。语言则比一般的诗要柔婉绮丽，这些，都更接近词的作风。温庭筠的小诗近词，倒主要不是表明词对诗的影响，而是反映出诗向词演化的迹象。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作者在这篇祭文中极力称赞柳宗元文词之美，对他才高而不用于世的遭遇表示不平，并允其所托。字字句句殷勤恳切，宛如面谈。

　　祭文有固定的首尾格式，中间是正文，一般多用四言韵语，本篇亦然。一起四句，哀痛之极，而用反复咏叹的方式出之。“自古莫不然”全文只这一个五字句，这是有意加重，若换成“自古皆然”就平庸无力了。由这一句引起下面几层，说明死生是自然规律。这本来是“人生如梦”的老生常谈，但韩愈一分疏，就化腐朽为清新了。而中间提到的“利害”、“悲乐”，又为正文第二段的根据，似叹似慰，悠然不尽。

　　“凡物之生”起，是对柳子厚的文章和遭遇兴发的无限感慨。前四句用《庄子·天地篇》的话：“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百年巨木，良材也，砍削雕镂之，作成祭器“牺尊”，又加青黄文饰，诚然精美了，而失去木之本性。这一比喻说明“多才为患害”，为的是从反面引起下面的议论。“子之中弃”四句，说明子厚虽宦途中被斥逐，而从文章的成就说，这是天的帮助，解除富贵于己的束缚，得以大写文章，是好事，言外不必哀伤。“富贵无能”四句是对上文的比较（与富贵者）和引申，表明子厚以文章自显，必然不朽。这些意思，也见于他的《柳子厚墓志铭》中。如“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说得更为明白。下面“不善为斫”四句，文章又生波澜，用比喻表明得用于世者不一定有真本领，而真正的“巧匠”却往往被闲置，引起后面八句为柳子厚之不见用抱屈。这八句分两层，都用对比的形式为子厚鸣不平。妙在全用逆笔，先写子厚之“不用”，再写飞黄腾达者多是无能之辈。特别是“一斥不复”，概括子厚的仕履；“群飞刺天”，表示庙堂上充斥无能之辈，对比异常强烈。这一节是祭文的主体。一般祭文在这里多是铺陈死者的功业和两人的交往；愈却只写柳子厚才高而不见用，但中间却充满郁塞不平之气，譬喻和正反对比杂糅在一起，苍茫不尽。

　　最后一段是表述自己的态度。柳宗元临死之前寄信给刘禹锡，希望在抚养幼小遗孤、载柩归葬先茔的事情上，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又托韩愈作墓志，见于刘禹锡《祭柳员外文》所述。所谓“退之承命，改牧宜阳，亦驰一函，候于便道，勒石垂后，属于伊人”，即指此事。时韩愈正由潮州刺史改任袁州。了解刘禹锡这段话。才能理解此文最后一段感情的沉重。“嗟嗟子厚”是承上一段来，认为子厚这样的高才，应该有用世之日，然而“今也则亡”，死者不可复生，这里有无限哀伤和感触隐于其中。“临绝之音”起，引起全段。从诸友引到自己，看出子厚对自己的信托。这段文章如果是凡手，说到这里，就可以表态了，那样平直而无波澜。韩愈却插人“凡今之交”四句从反面激起浪涛。只读这四句好像韩愈不肯接受任务似的，实际正是为了反衬下文表明子厚相知之深，托己之重，这是逆笔，要善于体会。“非我知子”四句就正面表明自己的态度。“犹有鬼神，宁敢遗堕”，等于指天发誓，所以前人评这四句“语意真挚，可贯金石”，“止此已足，血诚自任之语，似淡而实深，极沉郁恻怛之致”（《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三），是搔着痒处的。“念子永归”四句，和篇首及本段之首相呼应。并且总结全文，“矢心以辞”又重复表明态度，这是对死者的最大安慰。

　　祭文应以悲哀为主，被祭的对象有功业可纪的，应铺叙功业。柳宗元在柳州政绩为群众所称道，但韩愈这篇文章却只字不提柳的惠政，只强调柳的高才被弃、自己的感慨和表示接受柳的托孤重任。这是因为刘禹锡已经告诉韩愈要为柳写墓志，而柳的生平，墓志中不可不叙，如果祭文里再叙就要重复了。所以祭文完全撇开生平，但言文章高而“一斥不复”，令人不平，写出自己对子厚的深切悼念之怀。古文家如果同时为一个人写两篇文章，每篇的角度和材料一定要避免重复。韩愈为柳宗元写的三篇文章可以作为范例。

　　这是一首写景抒情绝句，题写在黄河边一座亭子的壁上。既然以秋天的景色为主，自然而然也就染上些“愁”色。

　　第一句从三个方面来描写黄河上的景象，一是“阔”，王湾的“潮平两岸阔”，被诗人浓缩为“岸阔”，江水浩渺，放眼望去，黄河恢宏阔大；二是“渺茫”，因为河阔，一眼望不到边，加上太阳快要下山，自然是“烟波微茫信难求”，看不到对岸；三是“樯稀”，河上没有几条船，虽然看不见“百舸争流”的热闹场面，却使人觉得河似乎更阔了，烟波似乎更渺茫了，河上的烟波又能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第二句的“思”字就回答了前面提出的问题，独自靠在亭边的栏杆上，诗人究竟在想些什么？也许想到了“耐可乘流直到天”，也许想到“欲渡黄河冰塞川”，也许想到“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性格刚毅的诗人此时也许荡上了一丝忧愁，但面对着“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岂能“恨到归时方始休”呢？

　　第四句是这首诗最棒的一句，富有意境，它一下就让人联想起白居易《暮江吟》中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来。这一半沐着柔和斜阳的秋山，虽然没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艳丽，却给人以安闲、亲切，也让人陶醉。至于那一半见不到阳光的秋山，诗人却不愿意提起，而心中那一份怅惘，在这壮丽的黄河落日图前又算得了什么？到此戛然而止，还有多少余味，就让读者自己去品尝。

　　这是一首借酒浇愁感慨激愤的小词，盖作于金源灭亡前后。当时，元好问作为金源孤臣孽子，鼎镬馀生，栖迟零落，满腹悲愤，无以自吐，不得不借酒浇愁，在醉乡中求得片刻排解。这首词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心境下产生的。

　　词的上片四句，表述了两层意思。前两句以议论起笔，为一层，是说只近浮名而不饮酒，也未必有其成就。“浮名”即虚名，多指功名荣禄。元好问在金亡前后，忧国忧民，悲愤填膺，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乃尽弃“浮名”，沉湎面于醉乡。其《饮酒诗》说：“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独馀醉乡地，中有羲皇淳。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后饮酒》诗又说：“酒中有胜地，名流所同归。人若不解饮，俗病从何医”，因而称酒为“天生至神物”。此词上片第二层意思，便是对酒的功效的赞颂：“三杯渐觉纷华远，一斗都浇块磊平。”“纷华”，指世俗红尘。词人说，三杯之后，便觉远离尘世。然后再用“一斗”句递进一层，强表现酒的作用和自己对酒的需要。“块磊”，指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愁闷。词人说，用这种特大的酒杯盛酒，全部“浇”入胸中，才能使胸中的郁愤平复，也就是说，在大醉之后，才能暂时忘忧，而求得解脱。词人就是要在这种“醒复醉，醉还醒”即不断浇着酒的情况下，才能在那个世上生存。“灵均”以下三句，将屈原对比，就醉与醒，饮与不饮立意，从而将满腹悲愤，更转深一层。“灵均”即屈原；“憔悴”、“可怜”，暗扣上片“且看”句意。《楚辞。渔父》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屈原却不去饮酒，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以其独醒，悲愤太深，以致憔悴可怜。这里词人对屈原显然也是同情的，但对其虽独醒而无成，反而落得憔悴可怜，则略有薄责之意。

　　因而对其《离骚》，尽管“读杀”，也总觉得全然无味了。“浑无味”，并非真的指斥《离骚》无味，而是因其太清醒、太悲愤，在词人极其悲痛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读来只能引起更大的悲愤；而词人的目的，不是借《离骚》以寄悲愤，而是要从悲愤中解脱出来，这个目的，是“读杀”《离骚》也不能达到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所以只有饮酒了（像阮步兵那样）。以“好个诗家”独赞阮步兵，显然，词人在屈阮对比亦即醒醉对比之中，决然选中了后者，词人也走了阮步兵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