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而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那么，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则使全篇韵味无穷。《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同时，诗章结构并列，六词意有差别，又形成了诗意的层递：首章侧重多子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末章侧重聚集欢乐。由此看来，方氏的评语似可改为：诗虽平说，平中暗含波折；六字炼得甚新，诗意表达圆足。另外，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其实，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
关于诗旨，《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朱熹《诗集传》承毛氏之说。还作了“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的发挥，没有贯彻其“《诗》作诗读”的主张。对此，姚际恒一并认为“附会无理”（《诗经通论》）；方玉润进而指出：诗人措词“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诗经原始》）。确实不可泥求经传，而应就诗论诗。
体会意象，细味诗语，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飞蝗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而六组叠词，除“薨薨”外，均有形容群聚众多之意。易辞复唱，用墨如泼，正因心愿强烈。“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国风·周南·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恐正是编者苦心所系。
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
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咏范南伯家文官花的。文官花，又名锦带花、海仙花。
词的上片主要写文官花的颜色多变及其原因。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说：“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倚栏”二句反用其意，言凭倚画栏观赏文官花，初看碧绿，转眼变为朱红色，而白色花苞也不经意地褪了色。两句之中，写出了该花由粉(白)变碧(绿)再变为朱(红)的变化，且造语自然，可谓健笔。“上林”三句写其由红变紫。上林，这里指翰林院。“紫云衣润”，言其变为紫色。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白、绿、红三色，意象很密；而“上林”三句则用三句词写了一种紫色，而意象极疏，一疏一密，相得益彰，可知此词深得疏密相间之旨。“几许”三句另辟一境，探寻其颜色多变的原因。“春风”，一语双关，既指春风，又可指人。言文官花之所以粉、碧、绯(红)、紫见于一日之间，变态尤异于腰金紫，是春风“朝薰暮染”的结果，也是种花者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还没揭示出此花“变态”的真正原因，但在当时的科学还欠发达的条件下，也许只能如此解释。《全芳备祖》卷二十七引王元之《海仙花赋序》说：“予视其花”，未开如海棠，既开如文瓜，而繁丽袅弱过之。”又说“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予视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为号”，因名海仙花。故“笑旧家”三句，指出桃李虽“东涂西抹”，强作艳丽，也不及文官花“繁丽袅弱”之风韵，为其在花谱中争得一席之地。
词的下片写对文官花的告诫和对范南伯的同情。其中前五句写告诫之意。“拟倩”二句言花之荣华“易消难整”，而借流莺之口“说与”，用笔极婉。朱熹《春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人间”三句则反用朱诗，言万紫千红虽然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犹如“人间得意”之事，然而“转头春尽”，“人间得意”也将随着“春尽”而消失。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忠告，又巧妙地引出了对范南伯“官冷”的惋惜之意。“白发”六句向范南伯致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范南伯曾赋诗谓：“伊人固可笑，历落复奇嶔。略无资身策，而有忧世心”，可知南伯确为儒者。刘宰《范大夫行述》说：“公治官犹家，抚民若子，人思之至今”，仅做了两任县令，便不得不弃官家居，故作者以“儒冠曾误，平生官冷”惜之。据刘宰说：“公岁晚居贫而好客，客至辄饬家人趣治具，无则典衣继之，须尽乃白”，仍保持中原豪杰的本色，所以作者在结尾三句中谓其“风流未减”，但“年年醉里，把花枝问”，这虽然表示出他对花的爱恋，但晚景之凄凉，心绪之愁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句词语极婉而情极痛，确实感人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