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月色微微，云彩轻轻，二更时分词人从沉醉中醒来，听着咿咿呀呀的摇橹声，船家告诉他，船刚开。从船舱中往回望，只见孤城笼罩一片烟雾迷蒙之中。这一切仿佛做梦一样。景和情的和谐，巧妙地烘托出了醉醒后的心理状态。
下片承上，描写醉后的形态。他头巾歪一边，扇子坠落舱板上，藤床分外滑腻，仿佛连身子也挂不住似的。“巾偏扇坠藤床滑”，短短七个字，就将醉态刻画得惟妙惟肖。词人终于记起来了，他刚才还真做了个梦。但天地之间，一叶小舟托着他的躯体迷蒙的江面上飘荡，朋友亲人们都已天各一方，向何人诉说呢？词人不禁有些愤慨了，这样飘荡不定的生活几时才能结束呢？最后两句，点明了词人心灵深处埋藏的思乡之情。但他究竟做了个什么样的梦，词中依然未明说。
词中写月色朦胧，云彩轻柔。在二更时分，词人从沉醉中醒来，发现自己正在一只刚刚出发的小船上。从船舱中向来路望去，只见一座孤城笼罩在烟雾迷蒙之中，似梦如幻，歌宴的场景仍在目前。如今醉了，头巾歪在一边，扇子掉在船板上，藤床湿腻，仿佛连人也要滚落下去了，真是醉了。忽然记起来，刚才做了个梦。想把梦境说给人听，身边却无人可说。一叶小舟载着自己在迷蒙的江面上漂荡，不知道漂到何时才能止歇。自己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像这只小船一样，飘飘荡荡，身不由己。何时才能安稳下来呢？何时才能够回到四川老家呢？苏缨评论说，上片最后两句“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呼应下片最后的“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修辞魅力。“歌”与“归”构成一对矛盾，象征着仕进与隐逸；“西南”与“东南”也构成了一对矛盾。这既是写实—因为苏轼是蜀人而游宦江南，故有此语；这也是象征—西南家乡象征归隐，东南游宦象征仕进。四句话，充满了矛盾对立，也含有了表层与深层的多重含义。
这首词，语言平易质朴而又清新自然，笔调含蓄蕴藉而又飞扬灵动，感伤之情寓于叙事之中，将醉酒醒后思乡的心境表现得委婉动人，使人领略到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词中情景交融，描述了舟中酒醒后的心境，表达了对仕宦奔波的倦意和对家乡的思念。
作品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以乐景写愁情。开端“缥缈危楼紫翠间”一句，写紫气升腾的青山中间隐约可见的高楼，这种神仙洞府般的美景作了饯别宴会的自然背景（略带人文色彩），然而“感时怀旧独凄然”，词人在这离别的时刻，禁不住感叹时光的流逝，怀念值得回首的往事，独自伤心起来。显而易见，这是以乐景写愁情。词人面对使人快乐的美景尚且有“凄然”之感，可以想见离别时悲伤情绪的浓重，是收到了双倍的艺术效果的。
二是富于理趣。这首小词就有三处表现出哲理意趣。第一是上片的“良辰乐事古难全”一句，实际意思是说，天下良辰（美好的时光）、美景、赏心、乐事，这四者自古以来就是难以同时存在的。这里“良辰”涵盖“美景”，上承起句而言；“乐事”涵盖“赏心”，转出下句悲伤之意。虽有现成出典，却从词人的亲身体验出发，表达了自然与人生的高度和谐的境界（具有共时性）不可多得这样的感喟，还是耐人寻味的。第二是过片“璧月琼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两句，写对别后岁月的想象，同样运用了有关语典。前一句以“璧月琼枝”状写美的境界，以“夜夜”形容时间的漫长，而由于不能与友人相聚，佳境也无法共赏，词人用一“空”字表达了物是人非的深深遗憾；后一句以“菊花”与“人貌”对举，其实是“岁岁相似”与“年年不同”相形，或者说是以花开依旧来反衬人貌已非，从而深化了词人的人生感慨。第三，是篇末推想“不知来岁与谁看”。这里的“来岁”应指来年今日，所“看”的对象则包括开头所写的自然美景，也包括过片写到的“璧月琼枝”这种美的境界。而冠以“不知”二字，便传写出人生无常（由时间的推移引起人事的变化）、佳期难再的唱叹，
总之，这首小词在抒写离愁别绪的同时，也写下了词人对自然与人生的某些哲理性思考，而又不失诗的韵味；虽然调子低了一些，留下了佛家思想的痕迹，能给人以丰厚的启示。
《金盏子》，见《梅溪词》及《梦窗词集》，双调，一百零三字，上片十一句四仄韵，下片十一句五仄韵。或下片第一句五字，拆为二字一句，三字一句，增一韵在前二字句，则下片为十二句六仄韵。此词属前者。又有平韵体，见《高丽史·乐志》。
“卜筑”三句。“卜筑”，即择地建造房屋。“软红尘”，指繁华之地。此言贾似道择地建造的这座“西湖小筑”，虽然紧傍京华闹市，但却是闹中取静。在别墅四周围绕着青翠的藤萝，别有一番桃源风光。“来往”三句。此言车马游船载着骚人墨客频频往返于此，“小筑”内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真是“为偏爱吾尘”。不过现在读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文人墨客都是因为贾似道有权有势，才对“西湖小筑”趋之若鹜的，所谓“富在深山有人来”，即指此。“笑携”两句。“雨色晴光”，系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诗句的浓缩，以借指西湖美景。“春明”，即春明门，原在长安东面。据《唐六典》：“京城东面三门，中曰春明”。后世因称京都为春明。此言主人贾似道每天从西湖小筑起程，携带着西湖中的山水灵气，满面春风地入朝面君。“石桥锁”两句。此言贾似道的“西湖小筑”地处西湖的南山区，小筑前修建有石桥，这石桥同时也截断了通往后面烟霞洞景区的道路。烟霞洞中雕刻着古代众多的佛像，如今用石桥断绝游人进去游览烟霞洞天，从古至今贾似道可算是“第一人”。词人表面上赞颂贾是“第一人”，实是暗刺贾的强横霸道也。又“五百”，泛言佛像之多，非实指。上片述“西湖小筑”及其主人贾似道。
“临酒”八句，纵论“西湖小筑”。“漱流枕石”《世说·排调》：孙子荆（楚）少时欲眠，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梦窗反用其意，以明其得山水之情。此言大家在小筑中举杯畅饮，并与之讨论起“西湖小筑”坐落在这里的用意。有人说：进入“小筑”，犹如到了仙境之中，所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看“小筑”中的生活也能使时光飞逝，瞬时之间已是落英缤纷，黄莺空啼，春天已尽，夏日将至矣。也有人说：“小筑”的深秋景色更为感人肺腑，所以这些幽胜自然的秋日山色经常会出现在人们的梦境之中，这可见“西湖小筑”的秋景确是令人难忘。而词人却说：在这儿我们虽然可以自由自在地游玩，渴了用溪泉漱口，累了可以随处枕石而卧，得山水之情。但是这种闲情逸致却会消磨掉人的意志，所以我不由自主地拿起瑶琴，歌咏起孔子的《猗兰操》，慨叹自己的生不逢时，不能为国尽力，只在此与山间野景为伴的苦闷心情。“猗兰”，即《猗兰操》，琴曲名。《琴操》说：“《猗兰操》孔子所作。子历聘诸侯莫能任；自卫返鲁，过隐谷之中，见芗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乃止车授琴鼓之，自伤不逢时，托辞于芗兰云。”“绿绮”，琴名。傅玄《琴赋序》说：“楚王琴曰绕梁，司马相如有绿绮，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这里泛指为瑶琴。“专城处”三句。“专城”，言一城之主也。古乐府云：“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孟浩然诗：“往来看拥传，前后赖专城。”都是指古代的州牧太守，这里借指贾似道。“他山”，指能直言相劝的朋友，也包括词人自己。《诗经·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喻此。此言在“西湖小筑”中，一群真心实意的朋友簇拥着贾似道一起登高眺望，不知道可有西边前线传来的胜利消息？“西风”，可解释为西边前线的战事。因贾似道曾督师湖北，现在回京。而湖北在临安的西边；西又属金，主杀伐，故可释为前线的消息。下片因游园而起感慨。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