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当作于李白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出寻阳(即浔阳)狱之后,流放夜郎之前。
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乱,李白自汴州梁园(今河南开封)南奔,寓居于寻阳。相传此时李白曾游宿松,居于南台山的南台寺,县令闾丘为之筑“读书台”和“对酌亭”,让诗人在此啸傲风月,饱吟山水,以满足他“浪迹天涯仍读书”的嗜好。闾丘也常来与李白弹琴赋诗,对酒放歌。公元757年(至德二载)九月,李白出寻阳狱后,病卧宿松,在宿松避难、养病,相传依然寓居于南台寺。当时,闾丘已致仕,隐居于宿松东郊沙塘陂,时来陪伴李白。《江南通志》载:“宿松城外沙塘陂,闾丘处士筑有别墅。李白前往作客,见环境清幽,有田园乐趣。作《赠闾丘处士》”。
这首诗,描绘出一幅充满农家乐的美丽画卷,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好景不长,公元757年(至德二载)十二月,李白终被判罪长流,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据传,李白离开宿松时,闾丘处士送行至南台山下,在一小岭为李白饯别,后人名为“饯客岭”。
纳兰的这首词,有着他一贯的忧郁风范。
上片斟月光为茗,看林梢轻影,无须整理的心事。随着殷殷低唤,拂去轻尘,来到眼前 “愁痕满地无人省,露湿琅玕影”,纳兰小令中的白描总是十分动人。信步竹林间,满地竹叶恰似愁痕点点。纳兰词里这样的情境有很多,夜寒露重时独立小院,衣衫必是不足御寒的,心境也必是凄凉无依的。而在这里,词人也不绕圈子,自己说得清楚明白,“闲阶小立倍荒凉”,空荡寂寞的台阶显得十分荒凉。
而下一句,纳兰却又隐晦了,“还剩旧时月闲在潇湘”,万千情意都浓缩在“潇湘”两字。潇湘喻指生死相隔。词句到了这里,纳兰的心迹也都铺显了出来,干言万语,还是悼亡。月亮还是当年的月亮,只是如今,它却孤零零照在一个人清冷孤寂的身影上。
下片写万籁俱寂,已寐难眠,此时正是“薄情转是多情累,曲曲柔肠碎”。是薄情吧,才会彼时那样不珍惜,是多情吧,才会如今这样放不下,生怕挂着笑的嘴角一垂下来,眼泪就会忍不住跟着倾泻而出。黯然神伤中,借黑夜盖住内心的忐忑不安。
这首词里,正是最后一句“忆共灯前呵手为伊书”最牵人心,想起当年和她一起在灯前写字的情景,往事历历在目。其实何曾薄情,淡淡一句清言,二人缱绻深情便呼之欲出。故事完结,谢幕散场,但总有白纸黑字,文辞依然。
从全词看,本词采用前写景后抒情的常用手法,即由眼前实景追忆曾经的情景。结句描写一细节,使小词顿生妙趣,意韵悠长,情趣悠远。
这首小令,作者截取了青年男女恋爱生活中的一个断面进行描写,拟一个女子的口吻诉说她的内心忧虑,极富情趣。
“心间事,说与他。动不动早言两罢。”这个女子对她的恋人爱得非常深,把心里话全掏出来告诉他。可是那个男子却动不动就提出分手。但女主人公把爱情看得十分纯洁,容不得半点沙子。“罢字儿碜可可你道是耍,我心里怕那不怕?”听了恋人一句难定真假的话,便吓成这样样子,生动地表现了这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的认真态度,体现了她的天真与纯洁。
这支小令感情淳朴,人物情态生动,心理描写细致逼真,读来快人耳目。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