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黄州、黄石一带山光水色和田园风味。三幅画面组缀成色彩斑斓的乡村长卷。“西塞山”配上“白鹭飞”,“桃花流水”配上“鳜鱼肥”,“散花洲”配上“片帆微”。这就是从船行的角度自右至左依次排列为山—水—洲的画卷。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青、蓝、绿配上白、白、白,即青山、蓝水、绿洲配上白鹭、白鱼、白帆,构成一种素雅恬淡的田园生活图,这是长江中游黄州、黄石一带特有的田园春光。
下片写效法张志和,追求“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答李端叔书》)的超然自由的隐士生活。“自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勾画出了一个典型的渔翁形象。“斜风细雨不须归”,描绘着“一蓑烟雨任平生”乐而忘归的田园生活情调。下片还是采用“青”(箬笠)、“绿”(蓑衣)与白(雨)的色调相配,烘托出了苏轼此时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全词虽属隐括词,但写出了新意。所表现的不是一般自然景物,而是黄州、黄石特有的自然风光。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隐士生活情调,而是属于苏轼此时此地特有的幽居生活乐趣。全词的辞句与韵律十分和谐,演唱起来,声情并茂,富有音乐感。
全诗意在记叙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韩碑的典雅及其价值。情意深厚,笔力矫健。韩碑既未抹煞李愬雪夜破城的丰功,也未特别铺张裴度的伟绩,态度比较公允。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叙议相兼,在艺术风格上受到韩愈《石鼓歌》的影响。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中说:“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
此诗以极其精练的手法,高度浓缩了战争的悲剧性。前两句叙述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情况;后两句叙述远在家乡的亲人,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死于战争,依然来信寄物,烘托出浓烈的悲剧气氛。全诗话句精练、构思巧妙、境界悲壮、意蕴深沉,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士兵及其家属的同情。
“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前两句仅用十个字描写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这次夜战的结果,使得半数左右的战士再没有回来。这种情形是战争年代很普通、也很真实的悲剧。此诗仅用纯客观的叙事,真实地反映一场战争。表面看来,作者对此战争未附以感情色彩,但从他描写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看,他是十分同情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是不赞成这场战争的。
另外,诗人说的是桑乾河“北”而非“南”。倘若是在河的南岸作战,那主要是防守;如今却打到了河的北岸,那就是主动方了。主动出击而被打败,其责任在于攻方的决策者、指挥者。这便给与了上层统治者无声的批评。由于作者许浑生活在中唐时代,唐朝已日益走下坡路,边塞诗多染上了时代的感伤情绪。此诗基调是凄婉、哀伤的。
唐代诗人写边塞战争,一般习惯于以“汉”代“唐”,但许浑在这里用了“秦”,主要原因是考虑到用“汉”在音律方面犯了“孤平”。从另一方面,将唐王朝比做“暴秦”,或许也折射出对统治者的不满。
“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这两句运用“以一总万”的手法,在成千上万的牺牲者中挑出某一位战士,写在他牺牲的次日早晨有家信寄来,信中告诉他御寒的衣服已经寄出。
上半首简单叙述了一次惨重的边塞战争,下半首说战士的家人来信寄冬衣的事。都不是什么特殊的内容,勾勒得也非常简单平实,但这两个场面紧密地安排在一起却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一夜之隔,顿成阴阳之隔。仅仅差了一个晚上,寄给战士的家信战士再也看不到;信中说缝制的御寒衣服也已寄出,可是再没有人收取它了。此时此刻,阵亡的战士其尸骨抛掷在昨夜的战场,再也不需要寒衣,再也不会感受到亲人的眷念之情了,而家人却仍翘首以待,等待他的回信,等待他报以平安,等待他某一天从战场归来……悲剧效果就这样由于结构安排而产生。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死亡与等待在同一个时间里交叠,让观者陷入思考,对牺牲者和家属寄予深刻的同情,同时批评残酷的战争。
这首诗诗人不发任何议论,而倾向性却从作者提炼出来的典型事件上自然地流露出来,短小中见深刻。艺术风格显得自然、平淡、质朴。但平淡并不浅露,思想深刻,耐人寻味,又能平中见奇,善作苦语,奇警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