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对友人英姿勃发、舍身报国、不计名利的行为极为赞赏,又进一步饶有兴趣地设想友人戍守边疆一定会产生思乡之念,最后祈盼早日荡平虏寇,还边境以安宁。全诗充满爱国主义豪情。
“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诗的开头两句从友人登程的情景写起。首句写友人身着戎装,跨上战马,勾勒出即将出征的战士的英姿。诗人并不泛写戎装,而仅就佩刀提了一笔,既点明了此行性质,也使形象增添了英雄之气。次句对友人奔赴边关加以设想:“翩翩度陇头”,写他的轻快、矫健、急切。上下两句,一静一动,用两个富有特征性的事物突出了友人赴边的英姿勃勃的形象。以上两句从外表写。以下两句则从内心写,直接揭示友人的思想境界:“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两句从正、反两方面来肯定友人的思想,从而把友人的行为提到爱国的高度。“小来”两字可见这种想法由来已久。从而给首二句提供出思想根据,其中既包含有诗人赞佩之情,称慕友人不但形象英姿飒爽,而且更有高尚、美好的心灵,同时也就反映了诗人立志报国的豪情壮志。这是更为诗人所钦敬的一点。
但是,有这种爱国情怀,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毫不留恋家园,恰恰相反,这种情怀是与对家国的深厚感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为保卫它而离开它,但当离开它的时候,往往对它产生深切的思念。诗人曾有过经年居留塞外的经历,在《安西馆中思长安》等诗中都曾表露过深沉的思乡之情。“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就是这种感情的集中写照。诗人没有去写友人在边疆怎样去从军苦战,却去设想他在万里边关对家乡是如何梦绕魂牵,这就写出了友人对家国的一往情深,而这种设想同时也就传达出诗人对友人的思念,充满关怀和爱护。这种情怀写得很深沉,很细腻,诗的情调到此而一转,但却并不低抑。
诗的最后两句是诗人的祝愿。“清黠虏”是友人赴安西的目的。诗人居漠北时,亲眼目睹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战争不仅造成了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而且对战士本身也是一种荼毒。上句愿友人建功,下句愿友人早归,既表现出诗人与友人同样以国事为重,又表现出双方的情谊,以深厚的情意扣紧“送”字,为全诗作结。
全诗先写友人的英雄风采,再由表及里,从报国、思乡的角度讴歌了友人的美好心灵,最后告诫友人,尽快结束战争,最好是别“经秋”。因为唐朝戍边将领往往拥兵自重,养敌蓄功,常将本可早日结束的战争一拖经年,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所谓“兵闻拙速,未睹巧以久也”,可见诗人淳朴的观念中,还饱含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开头二句紧扣诗题,有愁苦万分,悲歌不已的意思。“破”、“断”二字,用得很奇特,但也都入情入理。古人有“长歌当哭”的话,长歌当哭,泪洒胸怀,久而久之,那衣襟自然会破烂。杜甫有“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的诗句,人到烦恼之至,无计可施的时候,常常会下意识地搔爬头皮,白发越搔越稀。这首诗的“断”可能就是由杜甫诗中的“短”生发出来的。
三、四句写进见“秦王”的愿望不能实现,因而内心更加郁闷,像是烈火中烧,炽热难熬。“秦王”当指唐宪宗。王琦说:“时天子居秦地,故以秦王为喻。”(《李长吉歌诗汇解》)李贺在世时,宪宗还能有所作为,曾采取削藩措施,重整朝政,史家有“中兴”之誉。李贺对这样的君主是寄托希望的。他在考进士受到排挤打击之后,幻想他能像马周受知于唐太宗那样,直接去见皇帝,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五、六句具体描述诗人苦闷的心情与清贫的生活,与开头二句相照应、相补充。“渴饮壶中酒”,渴是“内热”的表现,饮酒的目的在于平息内热、消愁解闷;“饥拔陇头粟”,为求见“秦王”不惜忍饥挨饿,靠从地里拔粟充饥。
七、八句写景。“凄凉四月阑,千里一时绿”,初夏已尽,盛夏来临,草木葱翠,生气勃勃,原是不会有凄凉之感的。然而“绿肥红瘦”,万花摇落,诗人又不禁为之唏嘘感叹。下面的“千里”句,故意用欢乐的色调映衬凄苦的情怀,颇有“春物与愁客,遇时各有违”(孟郊《春愁》)的意味,这样反复渲染,有一唱三叹之妙。诗人述怀从景物落笔,寄情于景,意味深长。
后六句采用借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表面上写景物,实际上写人事。“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夜间的峰峦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黝黑而高,竟把那明朗的月亮遮得无影无踪,让诗人感到纳闷。诗人沿着那崎岖的石径四处寻觅,忽而发现它在高峰之外。峰峦阻隔,高不可攀,心中异常痛苦,因而慷慨悲歌,鬓发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苍白,忧伤催人老。“夜峰”、“明月”等句喻意微婉。“明月”借喻唐宪宗,夜峰指代他身边的卿相们,意思是宪宗为一些大臣所包围,闭目塞聪,就像月亮为峰峦所阻隔,虽有明光,却不能下达。这些表明诗人深知当时朝廷的弊病,他想向宪宗陈述国事,以匡时救弊,然而“山”高“月”远,投告无门,只有暗自忧伤而已。
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评李贺的诗说:“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这首诗在立意和表现方法的运用上,都与《离骚》很相似。“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寄托遥深。诗人把自己的意志和情绪融化在生动的比喻和深邃的意境中,含蓄隽永,优美动人,颇得《离骚》的神髓。
明代文人涉足花丛,在南京秦淮河上选色征歌,以至与秦淮歌女结下情谊,甚至论及嫁娶,这样的风月故事可以数出许多桩。
此文塑造了明末秦淮歌妓李香的形象,不仅描写了她擅长歌唱的艺术才能和不同流俗的风度,更突出了她的见识和品格,同时生动地描绘了李香的生活和斗争,热情地赞美了李香的才能、智慧和品德。全文叙次井然,文笔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
这篇别传首尾两段一为前奏,一为尾声,中间两段是其主干。作者写自己眼中和亲密交往中的李姬,这一叙事角度便构成了文章的主线,因此第一段关于李姬的一般性介绍只能成为文章进入主题的前奏,而最后一段写别后李姬拒绝田仰的邀聘也只是余波荡漾的尾声。当然前奏和尾声都必不可少,且与主干部分水乳交融,构成全文严谨的整体。
第一段,作者先用一句话“李姬者名香”作必要而简略的交代之后,就掉转笔头写她的假母李贞丽的大“有侠气”与“所交接皆当世豪杰”,以衬托作为养女的李香大有乃母之风,然后鲜明地点出李香“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曾经得到复社领袖张溥与名士夏允彝的称道。再写她“少,风调皎爽不群”与对音律歌唱所具有的才华,却无一字道及李香君的美色,不作任何涉及轻薄的侧艳之辞,显示作者为李姬立传,重德重才而不重色,为全文确立了较高的格调。
于是在主干部分,作者抛开了与李姬交往中一切深情缱绻和幽期密约,集中笔力记叙李姬生平行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义却阮大铖之举。阮大铖为天启朝权倾天下的阉党魏忠贤余孽,曾奉魏阉为义父,为陷害东林党人出过大力。崇祯登位后,阉党事败,阮大铖名列逆案,由光禄寺卿革职为民,匿居南京库司坊,起造第宅,蓄养声伎,谈兵论剑,企图死灰复燃,是一个为当时朝野士大夫所不齿、为公正舆论所贬斥的人物。与侯方域同列复社四公子的阳羡陈贞慧与贵池吴应箕主持正义,排阮最力。阮大铖为此假手王将军想拉拢侯方域以软化陈、吴等人,为他的东山再起消除阻力。是否与阮大铖结交,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成了泾清渭浊、是非分明的原则问题。文章写李姬凭着她对人际关系的敏锐感觉提醒侯方域,要他摸清“贫非结客者”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之游的真实意图,又写当了解王的真实意图之后侯方域尚未采取行动,李姬便对他作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规劝,使侯“大呼称善”,与王绝交,得以避免“负至交”、隳声望的尴尬处境,保全了侯生的清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均系李姬而非侯生采取主动,说明李姬的才慧见识与对是非的判断均胜侯生一筹,而这一赞誉完全通过对比与烘托加以凸出,尽得含蓄蕴藉之致。对此,《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深有会心,他在将这一情节移植改造为香君“却奁”之后,于《桃花扇·闹榭》一出中,借吴应箕之口,盛赞道:“香君却奁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陈贞慧接口:“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社嫂”一词施之于秦淮歌妓李香君,何其光宠乃尔。
第三段写侯生应举下第后,李姬于桃叶渡置酒送行。席间李姬“歌琵琶词以送之”。早在第一段中,作者已经为比埋下了伏笔,说李姬“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然不轻发”一语,看似信手拈出,只有读到桃叶渡送行的记叙时,我们才能体会到以琵琶词作呼应关合的文意之佳妙和情意之深重。琵琶词,指的是高明所作《琵琶记》。李姬临别歌《琵琶记》曲辞,且以蔡伯喈比侯方域,说:“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然而“中郎学不补行”,才胜于德。《琵琶记》所述情节固然于史无稽,但蔡中郎确实有阿附董卓的劣迹,无以掩饰。“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李姬以“从不轻发”而今一发之后再“不复歌”相喻相誓,表达了爱人以德与生死相依的款款深情。作者笔下规箴侯生“终自爱”的李姬,显示了凛然的风骨和高洁的格调,却又如此深情绵邈、凄婉动人。这里在写情侣临别赠言时脱出常格,别具一种强毅的伦理道德的美学风采,摄取了发自李姬灵魂深处最为眩目的一次闪光,给读者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既是《李姬传》取材和运笔的成功,也是侯方域自我反省的成功。侯方域入清之后因软弱畏祸参加了河南乡试,仅中副榜,此举于民族气节有亏,当时和后世都受人讥弹。但侯方域敢于直陈桃叶渡李姬“愿终自爱”的临别赠言,说明在对蔡中郎媚事董卓一类的问题上自己是否“自爱”,曾经历过内心反省。包括前文在义却阮大铖一事上的自我对照,应当说作者是在一定程度的反省意识支配下写作《李姬传》的。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比较缺乏自我反省意识,侯方域愿以自己为参照,暴露主观的欠缺和客观的优胜,更觉难能可贵。
最后一段写侯生去后之事,虽属全文的尾声,但对描写李姬形象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在这以前,李姬的动人光彩主要还是闪烁在她的言论之中,而到这时,她才以侯郎去后坚拒财雄势大的开府田仰的邀聘,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田仰的三百金利诱与“有以中伤”的威逼,她都不为所动。李姬的品德和人格至此光芒四射。她最后说:“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证实了她为人的“风调皎爽不群”,言出必践,忠于爱情。
《李姬传》风格朴质刚健而无绮罗香泽之态;笔致含蓄,颇多有余不尽之意;选材凝炼集中,不枝不蔓;行文坦率,具有可贵的自我批评的反省意识,显示了名家风范。凡此种种,使《李姬传》这篇别传为人记诵,成为明清古文中的名篇。后来孔尚任依这篇文章为蓝本刻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李香君的性格及剧中《却奁》《拒媒》等出的情节均以《李姬传》所述为主要依据,《李姬传》也因《桃花扇》得传大名而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