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祭祀河伯的祭歌，歌中没有礼祀之词，而是河伯与女神相恋的故事，大约是以恋歌情歌作为娱神的祭词。也有学者认为此诗是以主祀黄河河神为题，假借一次九河的神游之旅，象征表现出深深的故国之思最终战胜“远逝以自疏”的去国之念的矛盾心态，表现出诗人的爱国的情怀。全诗景物美丽神奇，情感激昂奋发。
这首诗开篇就以开阔的视野，通过主祭者的眼睛对黄河（河神）的伟大雄壮进行了描述。大风起兮，波浪翻腾，气势非凡。河神遨游黄河，驾着水车，车顶覆盖着荷叶。驾车的是神异的飞龙，两龙为驾，螭龙为骖，是何等威赫。
河伯驾驭龙车，溯流而上，一直飞到黄河的发源地昆仑山。来到昆仑，登高一望，面对浩浩荡荡的黄河，不禁心胸开张，意气昂扬。所遗憾的是天色将晚还忘了归去。昆仑虽是作者的故乡（帝高阳的发祥地），但他所怀念的家却是在遥远的河上。屈原有认宗亲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贯穿着他对楚国楚君和楚国人民的精诚之爱。他愁思未解时，往往想到故乡（昆仑）。河伯看到故乡后就很悲伤，悲伤之后还是得回到家里（对屈原来说就是郢都）。这种情愫既在《离骚》《远游》等篇中都有明显的流露，那么在此诗中应是又一次表现。
而河伯的家是锦鳞披盖的华屋，是雕绘蛟龙的大堂，紫贝堆砌的城阙，朱红涂饰的宫殿。河伯既是河中之神，居于水下本是极自然的。居所如此的华美，但是还要发问。对其发问的原因，过去一些解说有点勉强，联系上文，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但内心的矛盾对于有着博大胸怀的河伯来说毕竟是次要的一面，所以接下来仍乘着白色的灵物大鳖，边上跟随着有斑纹的鲤鱼（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中有神人驾龙车，鲤鱼在旁边游动的画面），在河上畅游，看到的是浩荡的黄河之水缓缓而来，这一幕场景显得宏大而深沉。
最后，当河伯想要继续往东行时，他和主祭者握手道别，主祭者送他（“美人”在屈赋中多指贤人或所怀念者）到面南的水边分手处。河伯巡视于黄河下游，那波涛滚滚而来，热烈地欢迎河伯的莅临，那成群结队排列成行的鱼儿伴随着河伯，为他护驾。这里的人物关系转换很明确，主祭者告别后，波涛欢迎、鱼儿随从的对象只是河伯。末一个“予”字，不仅点出了主人公，而这样的安排或许也暗示了楚国人民对作者的感情。
此诗虽然题为《葛屦》，实际上却是写了一个缝衣女奴为主人家缝制衣服所体现出的贫富不均。缝衣女因受女主人的虐待而生不满，故作此诗而加讽刺。旧说如《毛诗序》云：“《葛屦》，刺褊也。魏地陋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朱熹《诗集传》云：“魏地陋隘，其俗俭啬而褊急，故以葛屦履霜起兴而刺其使女缝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夫履霜以葛屦，缝裳以女手，……以象揥之好人为而服之，则未免近于趋利，”“不惟啬而又褊矣，故可刺。”这些说法都没有抓住要害。
全诗共两章，前章先着力描写缝衣女之穷困：天气已转寒冷，但她脚上仍然穿着夏天的凉鞋；因平时女主人对她的虐待和吝啬，故她不仅受冻，而且挨饿，双手纤细，瘦弱无力。尽管如此，她还是必须为女主人缝制新衣。自己受冻，所做新衣非但不能穿身，还要服侍他人试穿，这非常凄惨。
因前章末尾有“好人服之”句，已引出“好人”，故后章作者笔锋一转，着力描写女主人之富有和傲慢。她穿上了缝衣女辛苦制成的新衣，连看都不看她一眼，还故作姿态地拿起簪子自顾梳妆打扮起来。这种举动自然是令缝衣女更为愤慨和难以容忍的。
至此，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此诗实际上用了一个很简单而又常见的手法，即对比。作者有意识地将缝衣女与女主人对照起来描写，两人的距离立刻拉开，一穷一富，一奴一主，马上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人留下了十分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
除了对比，此诗在艺术上另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细节的描写。细节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或揭示人物性格常能起大作用，小说中常有，诗歌中并不常用。由于此诗有两个女性人物在内，所以作者也进行了细节描写，如写缝衣女只写她的脚和手，脚穿凉鞋，极表其受冻之状；手儿瘦弱，极表其挨饿之状。这两个细节一经描摹，一个饥寒交迫的缝衣女形象便跃然纸上。再如写女主人，作者并没有描摹她的容貌，只是写了她试穿新衣时的傲慢神态和扭身动作，以及自顾佩簪梳妆的动态，便刻画出了一个自私吝啬、无情无义的女贵人形象。
最后要说的是此诗的点题作用。坦率地说，如果没有末尾“维是褊心，是以为刺”两句，仅以前面的描写和对比论，很难说出它有多少讽刺意义；只有当读者读至末二句，方知这诗具有讽刺意味，是一首讽刺诗。这便是点题的妙用。有此两句，全诗的题意便立刻加深；无此二句，全诗便显得平淡。当然，讽刺诗在末尾才进行点题，跌出真意，这是常有的，但读者不得不承认这实际上已成了此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第三个重要特征。
上片写自己退隐的感受。既有喜也有怒，“怒”的是被迫闲居，“喜”的是离开朝廷是非地，这是后退一步的想法。起句破空而来，探寻什么事物能左右作者喜怒哀乐之情。这句词是从《世说新语》点化而来的。据《世说新语》引荆州民谣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原意是说王恂和郗超多智术，能操纵桓温的感情，使其喜、怒。而此处只是借以提出问题，引出下面的叙议。“山要”二句紧承“何物”二字，阐述其喜怒的原因。言山要人来此居住，而人却要山没有意念。如果山没有意念，则和作者之心相同，便能使作者喜欢；反之，则会使作者愤怒。用拟人手法，表达了作者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强烈感情。“恰似”二句写自己闲居以来的思想状况。言其像“哀筝弦下齿”随着人弹奏力度之不同便发出或低或昂或喜或悲的声调一样，自己也随着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产生“千情万意”，无穷无尽，反复不已，使自己长期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令人愤怒之极。
下片写对韩元吉的希望。换头写自己在带湖府第中建了一个“稼轩”，希望韩元吉能为它作篇序。韩愈有《郓州溪堂诗》，诗前有长序，记溪堂修建因由，并刻石于郓州，“溪堂韩作记”本意指此。洪迈曾为辛弃疾作《稼轩记》，韩元吉有无作记不见载籍，估计此处是因韩元吉与韩愈同姓，故连类而及，以便下文颂扬其文学才华。“今代”二句赞扬韩元吉文章写得好，元吉及其从兄可以和晋代著名诗人陆机与陆云相媲美。作者在《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词中说：“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此处与之同意，都是称赞韩元吉文学成就之高。“老眼”二句写自己盼望心情之切。言其虽还没有见到韩元吉的佳作，自己已经沉醉其中，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崇敬和喜悦之情，并对起句“喜怒”二字作出应有的回应，富有余味。由此词可看出辛词对题材的开拓，任何事情都可用词来表达，“词为艳科”的藩篱已不复存在。
全词叙述了自己落职闲居后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要求和希望，可谓千情万意，百感交集，但乐观仍为其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