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安史之乱中,自己与家人离散、身陷囹圄的不幸遭遇,希望魏郎中(不详何人)援手为自己昭雪冤狱。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了一幅动荡、凄惨的图景:“海水渤潏,人罹鲸鲵。”“人罹鲸鲵”,人们遇上了凶恶强暴的人。“蓊胡沙而四塞”:安史叛军掀起漫天尘沙,遍及各地方。蓊,愿意是草木茂盛,这里有弥漫的意思。四塞,充满四方。这句形容安禄山叛乱,战争蔓延的范围很广。“始滔天于燕齐”:这场祸乱像洪水一样是从燕齐二地发起的。滔天,本是描写水势之大,这是比喻大的灾祸。燕齐,安禄山是在范阳(今北京一带)发动叛乱的。范阳位于战国时燕地,与齐国毗邻,所以“燕齐”并提。以上四句是描写安史叛乱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祸患。“何六龙之四荡,迁白日于秦西。”六龙驾驶的车子是何等的四四荡荡,它载着白日迁移到秦地以西去。何,何等,何其、多么。六龙,古代神话中传说太阳乘的车子是由六条龙驾驶。这里比喻朝廷的官员、禁卫队等。白日,指皇帝唐玄宗。安禄山攻占潼关后,唐玄宗仓惶西逃,到蜀地避难,因蜀地在长安西南,故称秦西。这两句是讽刺唐玄宗的逃跑路线。“九土星分,嗷嗷凄凄。”九州,古代把中国分成九州,和天上的北斗星及二十八星宿分别对应,称作“分野”。这里指安禄山搞分裂叛乱战争,破坏国家统一。“嗷嗷凄凄”:人民处于哀愁困苦之中。凄凄,悲苦的样子。“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我这个被投进监狱的囚徒,哭啼着呼唤苍天。“南冠君子”,见《左传·成公九年》春秋时楚国伶人钟仪,在晋国当俘虏时,还戴着楚国的帽子,因楚国地处南方,后来就用楚囚南冠来泛指囚徒。当时李白被囚在浔阳狱中,所以自称为南冠君子。“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高堂,通常称父母,这里大约是指朝廷。想念父母便悲痛地掩面哭泣,含着血的泪水,滴到地上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虽然已是春天的季节,但阴暗的监牢门前却连草也不生,我独自一人,深深地陷入哀怨和痛苦中难以排解。幽怨,隐埋在心中的哀怨。沉迷,不能自拔的意思。“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九江,即浔阳。这里的“兄”,可能是李白自指,不是另有一兄在九江。意思是一家人骨肉分离。羽化,古人把成仙叫羽化。可悲的是即使能成为神仙,也难相聚在一起。“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穆陵关,在山东沂水县北。李白的儿子伯禽这时在山东。豫章,郡名,即洪州,州治在今江西南昌市。李白的妻子这时寄居在豫章。这两句意为:我可爱的孩子远在穆陵关北,使我忧愁、惦念,年老的妻子被隔在南方的豫章郡。“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一家人骨肉分离,像百草被风吹散一样,遇到危难的时候,再也不能互相照顾了。以上十二句是描写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和自己无辜入狱的悲愤心情。“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种植上杂乱的榛树,而拔掉美好的桂树,把高贵的鸾凤囚禁起来,而宠爱无能的鸡。这两句以榛、鸡比喻腐朽无能的权奸,说明朝廷对他们扶植和重用;以桂、鸾比喻有才能的人,说明朝廷对他们的打击和排挤。指责当时的统治者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庸庸碌碌的人都窃据高位,而有才能的人反遭不幸。“舜昔授禹,伯成耕犁。”伯成,伯成子高,传说中尧舜的一个诸侯。当大舜把天下传授给禹的时候,伯成子高便辞去官职去耕田种地。“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德政从此衰败,我将到那里去安身?《庄子·天地》载:禹嗣舜位,伯成子高辞诸侯而去耕田,禹问其政,伯成子高说:“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李白在此引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天下被昏君搞乱,社会黑暗,自己无处安身。栖,栖息,安身。“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喜欢我的人可怜我,不喜欢我的人,怎么忍心在我临危的时候还来排挤我?“子胥鸱夷,彭越醢醯。”子胥,伍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到吴国去辅佐吴王,后被吴王杀死。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鸱夷,皮革做的大口袋。伍子胥当年被吴王杀死,用皮口袋装着尸体弃于江中。彭越,汉初将领,封梁王,后为刘邦所杀。事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彭越被汉高祖刘邦剁成了肉酱。“自古豪烈,胡为此繄?”胡,为什么,繄,语气词,叹息的声音。从古到今的英雄豪杰,为什么都是这样遭遇呢?以上四句是借古讽今,控诉现实政治的黑暗。自己有理想、有才能,想为平定安史叛乱,恢复国家统一贡献力量,却遭到惨酷迫害。“苍苍之天,高乎视低。”青天啊你居高临下,看看大地上的一切吧!“如其听卑,脱我牢狴。”如果你能听到地位低下人的呼声,那就把我解脱出这牢狱吧!其,代词,指天。卑,卑贱,指地位卑下的人。牢狴,监狱。“倘辨美玉,君收白珪。”白珪,白玉。倘若你能辨认美好的玉石,那就收下这洁白无瑕的美玉吧!这里是诗人以白珪自比,表示自己纯洁无辜,要求重新为平定安史叛乱贡献力量。
全诗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比喻的手法,揭露并讽刺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实行不抵抗的逃跑路线,造成了“九土星分,嗷嗷凄凄”的悲惨情景,国家统一被破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第二部分,描写诗人自己遭受不白之冤,被系于浔阳狱中,从而家庭骨肉离散。第三部分,把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唐肃宗,对他们昏庸腐朽的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诗人借古讽今,用历史传说批判了他们“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的行为。表达了诗人遭受迫害的强烈愤慨。最后诗人向苍天呼告,他申述自己是无辜的,要求申雪冤情,为平定安史之乱、统一祖国,发挥自己的才能。
此诗在艺术上除了具有悲愤交集、情感激越,把揭露、批判、讽刺、愤恨、抗议集于一诗之外,在表现方法上的突出特色:首先是它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揭露、讽刺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大敌当前、安史叛军践踏祖国大好河山之际,统治者们不是愤起反抗,而是匆匆逃往西蜀避难。“何六龙之四荡,迁白日于秦西”的比喻就是以讽刺的语调,描绘李隆基逃命时的匆忙景象。其次诗歌还借用历史传说中的典故,讽刺唐代统治者的残酷无情。如“子胥鸱夷”,“彭越醢醯”的悲剧,便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影射。又如“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的比喻,都从本质上揭露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政治现实。
这首诗是写于浔阳狱中,全诗交织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对统治者的愤怒,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悲痛,对妻子儿女的牵挂。题名《万愤词》,正显示出李白囚系浔阳狱中,万感交集的愤慨心情。它不仅表达出诗人的痛苦和悲愤,同时也是对封建黑暗政治的有力控诉。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此诗仅仅八句,就概括地速写了一位游子思乡的形象,和他欲归不得的迫切心情,栩栩如生。这得益于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此诗善用设问与夸张。在卫与宋国之间,横亘着壮阔无涯的黄河,此诗之开篇即从对黄河的奇特设问发端——“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发源于“昆仑”的万里大河,在古人心目中本是“上应天汉”的壮浪奇川。当它从天泻落,如雷奔行,直闯中原大地之际,更有“览百川之弘壮”、“纷鸿踊而腾鹜”之势。对这样一条大河,发出否定式的“谁谓河广”之问,简直无知得可笑。但是,诗中的主人公非但不以此问为忤,而且断然作出了傲视旷古的回答:“一苇杭之!”他竟要驾着一支苇筏,就将这横无际涯的大河飞越——想像之大胆,因了“一苇”之夸张,而具有了石破天惊之力。
凡有奇特夸张之处,必有超乎寻常的强烈情感为之凭借。诗中的主人公之所以面对黄河会断然生发“一苇杭之”的奇想,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此刻正升腾着无可按抑的归国之情。接着的“谁谓宋远?跂予望之”,正以急不可耐的思乡奇情,推涌出又一石破天惊的奇思。为滔滔黄河横隔的遥远宋国,居然在踮脚企颈中即可“望”见(那根本不可能),可见主人公的归国之心,已急切得再无任何障碍所可阻隔。强烈的思情,既然以超乎寻常的想像力,缩小了卫、宋之间的客观空间距离;则眼前的小小黄河,则可以靠一苇之筏超越。
所以当诗之第二章,竟又以“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的夸张复叠时,便不会再令人感到吃惊或可笑,反倒觉得这“奇迹”出现得完全合乎情理。强烈的感情不仅催发了作诗者的奇思,也催发了读诗者一起去大胆想像:夸张之荒谬已被情感之认同所消解,现实已在奇情、奇思中“变形”。此刻出现在你眼中的主人公形象,当然已不再是隔绝在黄河这边徙倚的身影,而早以“一苇”越过“曾不容刀”的大河,化作在所牵念的家里欣然“朝食”的笑颜了。
以突兀而来的发问,和奇特夸张的答语构成全诗,来抒泻客旅之人不可遏制的思乡奇情,是《卫风·河广》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色。否定式的发问,问得如一泻汪洋的黄河怒浪之逆折;石破天惊的夸张,应答得如砥柱中流的峰峦之耸峙。其间所激荡排奡着的,便是人类所共有的最深切的思乡之情,它不能不令千古读者为之而动容。
诗人不但运用设问与夸张的语言加以渲染,而且还以排比、迭章的形式来歌唱。通过这样反复问答的节奏,就把宋国不远、家乡易达而又思归不得的内心苦闷倾诉出来了。这首诗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好像现在的顺口溜民歌一样,通俗易懂。但它有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宋国既然“近而易达”,那么,他为什么不回去呢?这当然有其客观环境的阻力存在,不过这是诗人难言之隐,诗中没有明说罢了。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是会引人产生各种猜想和回味的。
全诗含蓄深厚,曲折别致,独具匠心,耐人寻味。这首送别诗,不写离亭饯别的依依不舍,却更进一层写冀望别后重聚。这是超出一般送别诗的所在。开头隐去送别情景,以“送罢”落笔,继而写别后回家寂寞之情更浓更稠,为望其再来的题意作了铺垫,于是想到春草再绿自有定期,离人回归却难定。惜别之情,自在话外。意中有意,味外有味,真是匠心别运,高人一筹。
诗的首句“山中相送罢”,在一开头就告诉读者相送已罢,把送行时的话别场面、惜别情怀,用一个看似毫无感情色彩的“罢”字一笔带过。这里,从相送到送罢,跳越了一段时间。而次句从白昼送走行人一下子写到“日暮掩柴扉”,则又跳越了一段更长的时间。诗人在把生活接入诗篇时,剪去了在这段时间内送行者的所感所想,都当作暗场处理了。
对离别有体验的人都知道,行人将去的片刻固然令人黯然魂消,但一种寂寞之感、怅惘之情往往在别后当天的日暮时会变得更浓重、更稠密。在这离愁别恨最难排遣的时刻,要写的东西也定必是千头万绪的;可是,诗只写了一个“掩柴扉”的举动。这是山居的人每天到日暮时都要做的极其平常的事情,看似与白昼送别并无关连。而诗人却把这本来互不关连的两件事连在了一起,使这本来天天重复的行动显示出与往日不同的意味,从而寓别情于行间,见离愁于字里。读者自会从其中看到诗中人的寂寞神态、怅惘心情;同时也会想:继日暮而来的是黑夜,在柴门关闭后又将何以打发这漫漫长夜呢?这句外留下的空白,更是使人低回想象于无穷的。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化来。但赋是因游子久去而叹其不归,这两句诗则在与行人分手的当天就惟恐其久去不归。唐汝询在《唐诗解》中概括这首诗的内容为:“扉掩于暮,居人之离思方深;草绿有时,行人之归期难必。”而“归期难必”,正是“离思方深”的一个原因。“归不归”,作为一句问话,照说应当在相别之际向行人提出,这里却让它在行人已去、日暮掩扉之时才浮上居人的心头,成了一个并没有问出口的悬念。这样,所写的就不是一句送别时照例要讲的话,而是“相送罢”后内心深情的流露,说明诗中人一直到日暮还为离思所笼罩,虽然刚刚分手,已盼其早日归来,又怕其久不归来了。前面说,从相送到送罢,从“相送罢”到“掩柴扉”,中间跳越了两段时间;这里,在送别当天的日暮时就想到来年的春草绿,而问那时归不归,这又是从当前跳到未来,跳越的时间就更长了。
王维善于从生活中拾取看似平凡的素材,运用朴素、自然的语言,来显示深厚、真挚的感情,令人神远。这首《山中送别》诗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