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也以景胜,写情较空泛。
“岸柳”二句最为清疏,柳本是绿色,作者用“拖”字则将岸柳写活,移情于物,别具韵味。下句本是写红日照花,而却说“庭花照日”,极言花之红艳。后三句写杜鹃声惊醒美人残梦,顿觉“画屏空”,这乃是人之空虚的反映。
诗的前八句纯以议论出之,点明此番出游的缘由。诗人借对前事的评述逐渐抽绎出自己的思绪来。头四句以齐景公和周穆王作为一反一正的比照:春秋时的齐景公,曾登牛山而流涕,哀人生之短促,而其用以补偿的却是加倍地贪恋宫室狗马之乐;周穆王为追求赏心乐事,则乘八骏西游,在昆仑瑶池与西王母尽相见之欢。前者沉溺于世俗的物质享受之中,未免辜负了那一瞬间对人生的感悟,所以说“牛山空洒涕”;后者在远游中实现了生命的延长,那才是精神上真正的欢乐,所以说“瑶池实欢悰”。这一“空”一“实”的用语,已逗漏出作者的主意所在。次四句归到自己身上,作进一步申说。“年迫”两句说岁月流逝,山望成空,惟有在与自然亲切晤对的远游中,才能使心胸豁然畅通。“大宝”两句说:即使贵为国君也不能摆脱“年迫”之苦,更何况像我这样被迁谪至海隅的失意者呢!言下则企羡远游之情已昭然可见。诗的前八句,用笔至为工稳细密:写齐景公事以“遄台”和“牛山”并举,因两者均在今山东淄博一带,位置相邻;写周穆王事以“紫宫”和“瑶池”并举,因两者原意指天帝和神仙的居所,字面相近。后四句虽已转入夫子自道,而在字面上,“年迫”犹承齐景公牛山之泣一事,“游远”犹承周穆王西游之事,“大宝”义兼二君。意虽转而语犹承,从中可见大谢诗的“法密机圆”(方东树语)之处。
诗的后八句写登临的所见和所感。“羁苦”、“观海”两句为承上启下的过渡。盘屿山在浙江乐清市西南五十里,滨海,故登山可以观海。而此番登临,原是因不耐客中寂寞故来寻求安慰,非同一般的流连玩赏,这就为下文的虚拟之笔预设了伏笔。诗人写景,只用了“莫辨洪波极,谁知大壑东”两句,从空际着笔,极写海之浩渺无涯。这两句在突出大海辽阔无际的同时,也写出了其吞吐无穷的容量和汹涌澎湃的动势;而置于句首的“莫辨”、“谁知”,又将诗人的惊异、赞叹之情倾泻无遗。诗人以大刀阔斧的疏朗之笔展示出极为恢宏的气象,不仅切合海的性格,也使全诗至此精神为之一振。而紧接着的“依稀采菱歌,仿佛含嚬容”,又在转眼之间将实景翻作虚景。按采菱曲为楚歌名,“含颦容”则从西施“病心而颦”的故事化出,这里借指越女,所谓“荆姬采菱曲,越女江南讴”(王融《采菱曲》),这楚歌越声在大谢诗中乃是和归思相联系的。谢灵运有《道路忆山中》诗云:“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可移用为此诗注脚。“依稀”、“仿佛”四字已明言这并非实有之景,而在眺望大海之际,忽闻乡音,忽见乡人,正是由思乡心切而生出的幻觉。这一神来之笔,把主人公深沉的情思呼之欲出。既然“羁苦”之情不能在观海之际释然于胸,那么也就只有在继续远游中才能聊以排遣,诗的末二句正是以展望未然来收束的。诗的这一部分以虚实交互为用的运笔烘托出内心的波澜,把主人公为苦闷所迫而又无计解脱的心绪表现得十分真切而自然。
这首诗大半都用对偶句组成,却无板滞迂缓之弊。原因是诗人的精心结撰之处,并不限于区区一联,而是将之置于全篇的结构之中,注意彼此之间的承接呼应关系。如首四句从字面看分为上下两联,而在用事上则以一三、二四各说一事,显得错落有致。五、六两句虽自成一联,而它们又分别和前四句勾连相承。“莫辨”以下连用六个偶句,而以句首的不同用词又可分为三组,这又是与内容的虚实转换互为表里的。
第二首重点在惜别,因此,依恋之情更加浓重。“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是这首诗的主调。回家度假的鲁迅,多么想和两个弟弟多住一些时日。可是,为假期所限,又不得不匆匆离去。这种“还家未久又离家”的心情,在日暮的时刻,尤其感到沉重。这两句诗直抒胸臆,没有多作烘托,既见出依恋之心,又有揉肠之感。接着,诗中用生动的形象和动人的情景,再次写出旅途的惆怅和怀弟的痛楚。它和第一首的不同之处,除了写不忍离别之外,还在于着重写了分别路上的特有心情。依依杨柳是说别情不断。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传统。诗中写了杨柳树就含有这个意思。但是,作者把它放在了路途两侧来写,一方面是离途之景,一方面又渲染了依依送别之情。这就不是单纯地仿古。特别是在写了“夹道万株杨柳树”之后,笔锋一转,紧接写了一个“望中都化断肠花”的境界,使诗篇更加荡人心弦。在这个境界里,随着客船的前行,溪河两岸的万株杨柳臆隐退去,家乡越来越远,望着望着,在作者的眼中竟然像一片断肠之花了。以情注景,颇有韵味。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虽然思绪万端,但感情却很平稳,先写还家,又写离家,还家未久,离家却长;还时欣喜,离时难舍,日将暮而愁更重。但是后两句却如奇峰突起,一下构成感情激荡的高峰,柔肠欲断,涕不可抑。从艺术表现上看,这首诗的特点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因而深沉含蓄,余味不尽。这种余味,不仅是艺术上的,也是思想上的。这是年轻时的鲁迅在抒发“寻求别样人们”时感到的惆怅,开始咏叹他目睹的人生和社会。
《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
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
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加”“罚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