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诗人通过慨叹古调受冷遇,不为世人看重,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舒解世少知音的遗憾。全诗意境清雅,志趣高洁,语言含蓄,一语双关,弥漫于字里行间的寂寞情怀感人肺腑。诗题一作《弹琴》,此据《刘随州集》。从诗中“静听”两字细味,题目以有“听”字为妥。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诗的前两句是说,七弦琴奏出清亮的曲调悠扬起伏,细细倾听就像那滚滚的松涛声。
琴,亦称“七弦琴”,俗称“古琴”,是我国古代传统民族乐器,有七条弦组成。所以首句以“七弦”作“琴”的代称,意象也更具体。“泠泠”形容琴声的清越,逗起“松风寒”三字。“松风寒”以风入松林暗示琴声的凄清,极为形象,引导读者进入音乐的境界。“静听”二字描摹出听琴者入神的状态,可见琴声的超妙。高雅平和的琴声,常能唤起听者水流石上。风来松下的清幽肃穆之感。而琴曲中又有《风入松》的调名,一语双关,用意甚妙。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后两句是说,我虽然很喜爱这首古时的曲调,但在今天人们大多以不去弹奏了。
如果说前两句是描写音乐的境界,后两句则是议论性抒情,牵涉到当时音乐的背景。汉魏六朝南方清乐商
尚用琴瑟,而到唐代,音乐发生变革,“燕乐”成为一代新声,乐器则以西域传入的琵琶为主。“琵琶起舞换新声”的同时,公众的欣赏趣味也变了。受人欢迎的是能表达世俗欢快心声的新乐。穆如松风的琴声虽美,如今毕竟成了“古调”,又有几人能怀着高雅情趣来欣赏呢?言下便流露出曲高和寡的孤独感。“虽”字转折,从对琴声的赞美转入对时尚的感慨。“今人多不弹”的“多”字,更反衬出琴客知音的稀少。有人以此两句认为今人好趋时尚,不弹古调,意在表现作者的不合时宜,是很对的。刘长卿清才冠世。一生两遭迁斥,有一肚皮不合时宜与流俗落落寡合的情调。诗咏听琴,只不过借此寄托一种孤芳自赏的情操罢了。
全诗从对琴声的赞美,转而对时尚慨叹,流露出诗人孤高自赏,不同凡俗,稀有知音的情操。刘长卿才华卓绝,却因诬陷等数遭贬谪。虽牢骚满腹,但对高洁的坚持使他不能与流俗相合,与众人为伍。这首诗贯穿了他对于高雅、高尚、高洁的赞美,抒发了他对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持以及坚持背后的遗憾与清寂。
这首诗写商妇因盼归不归而产生的怨情。第一首怨水恨船,当然并不是真正怨恨所在,到第三首才点出真正怨恨的对象原来是她的夫婿,而夫婿之可怨恨,因为他是“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商人去后,自然盼其归来,而又不知归期何日,就只有求助于占卜。
《云溪友议》所举刘采春的唱词中有一首于鹄的《江南曲》,后两句是“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也写占卜归期。这里用金钗代替金钱,想必为了取用便利,可见其占卜之勤。而由于归期无定,就又抱着随时会突然归来的希望,所以在占卜的同时,还不免要“朝朝江口望”。但望了又望,带来的只是失望,得到的只是“错认几人船”的结果。这位少妇既以金钗权当卜钱,又朝朝江口守望,足以说明其望归之切、期待之久,而错认船后的失望之深也就可想而知。
首句“高楼风雨感斯文”,写自己对杜牧诗歌独特的感受。这是一个风雨凄凄的春日。诗人登上高楼,凭栏四顾,只见整个长安城都沉浸在迷茫的雨雾中。这风雨如晦的景象,正好触动胸中郁积的伤世忧时之感。
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诗人对杜牧的诗作也就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因为后者就是“高楼风雨”的时代环境的产物。杜牧的“斯文”,不能确指,也不必确指,应是感伤时世、忧愁风雨之作。
次句“短翼差池不及群”,转说自己,也暗含杜牧。这是一首送别诗。李商隐用“差池”暗寓“伤别”之情。这句是说,自己正如风雨中艰难行进的弱燕,翅短力微,赶不上同群。
这是自伤身世孤孑,不能奋飞远飞,也是自谦才力浅短,不如杜牧。这后一层意思,正与末句“唯有”相呼应。上句因“高楼风雨”兴感而兼写双方,这句表面上似专写自己。其实,“短翼差池”之恨不独李商隐。他另一首《赠杜十三司勋员外》曾深情劝勉杜牧:“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正说明杜牧同样有壮心不遂之恨。这里只提自己,只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三、四两句极力推重杜牧的诗歌。伤春、伤别,即“高楼风雨”的忧时伤世之意与“短翼差池”的自慨身世之情,也就是这首诗的基本内容和主题。“伤春”、“伤别”,高度概括了杜牧诗歌的主要内容与基本主题,并揭示了带有那个衰颓时代所特有的感伤情调的艺术风格。“刻意”二字,既强调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又突出其运思寓意之深厚,暗示他所说的“伤春伤别”,并非寻常的男女相思离别,伤心人别有怀抱。末句“唯有”二字极高评价了杜牧在当时诗坛上的崇高地位。
这首诗之蕴含着丰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极力称扬杜牧,实际上含有引杜牧为同调之意。既评杜,又属自道。同心相应,同气相求,诗人在评杜、赞杜的同时,也就寄托了自己对时代和身世的深沉感慨,暗含着诗坛寂寞、知音稀少的弦外之音。
王廷相主要作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著称于世。但是,他的《与郭价大学士论诗书》,乃是明代诗文批评中如同晨星一现的审美意象的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明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将化“直”为“曲”,虚实相同,透莹圆融,远神余味等,视为审美意象的重要特征,可谓觉得诗家三昧。然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意象理论相互矛盾,如钱谦益指出:“子衡五七言研讨,才情可观,而摹拟失真,与其论诗颇相反。今体诗殊无解会,七言尤为策浊,于以骖乘何(景明)、李(梦阳)、为之后劲,斯无愧矣。”(《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宫保廷相》)钱氏的批评,未免过分苛刻。其实,王廷相的诗歌中,即使在被人称为多粗漫之作的七言古诗中,也可以披沙见金,间有意象和谐的篇章。令人有:“如游五都市中,动获奇宝”(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三)之感。尤其是他的五言绝句颇有摩诘(王维)风致,下亦不失为裴十秀才(裴迪),崔五员外(崔宗之)(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宋辕文语。)《古陵》就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首。
《古陵》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那位独自惆怅的“行客”。行富的抒情并非是直说,而是以古今交错,虚实相间的手法曲曲道出。前两句以“蒿”为中心视点,上下流动,俯视古陵,仰视啼乌,这就构成了两个意象:蒿下之古陵,蒿上之啼乌。且说中心视点中“蒿”。蒿,野草。古代歌辞中言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蒿”同于“槁”,人死则枯槁,所以说死人的居里名蒿里。相传齐国东部(今山东东部)流传《薤露》、《蒿里》谣讴。两曲都是挽歌,为出殡时挽柩人所唱。汉代以《薤露曲》送王公贵族出殡,以《蒿里行》送士大夫、平民出殡。显然,王廷相的“蒿下之古陵”中融入了《蒿里行》中某些传统的意象,哀悼的对象是“蒿下古陵”中的士大夫和平民。因为古陵深埋在蒿里,可望可不可即,所以诗人只以“古陵在蒿下”作粗线条的勾勒。如果说“古陵在蒿下”是俯视,是视觉形象,那么,“啼乌在蒿上”则是仰视,是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兼而有之。由“啼乌”,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在所见(月落、霜满天),所闻(乌啼)中呈现出一片幽寂清冷的景象。由“乌啼”,又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李白《乌夜啼》中的诗句:“黄云破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感物应心,由乌鸦回巢引发起行客思归的愁绪。
然而,诗中没有由“啼乌欲栖”直接引出行客思归,而是突然插入一句“陵中人不闻”,由古陵之中的人(实际上指魂魄)“不闻”,反弹出行客闻声而动情。“不闻”,固然是由于“陵中人”丧失了“闻”的功能,也是诗人故作旷达之语,是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反衬出体察人生、饱尝辛酸的“行富”感物应心的敏感。对于诗人王廷想来说,“啼乌”不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融注着威信人生之感的丰富的意象。所以,他闻乌啼之声而惊心动魄,而独自惆怅。而行客独自惆怅,固然有思归愁绪的侵袭,又融注了《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中的某些意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感叹人生短促,犹如远行作客,匆匆走过。作者怀古伤今,感叹人生,凄婉之情油然而生。此种引发,往往可以举一反三。
这首五言绝句以“行客自惆怅”作结,言已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这首诗故作旷达而情倍凄婉,纯用白描而虚实相间,短小精悍而跌宕起伏,意象透莹而远神余味 ,是王廷想将自己的有关意象理论付诸创作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