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这首诗看似一幅淡墨勾染的风景画,其实是一首情思邈远的抒情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熔诗画于一炉。
诗的一、二句是一幅“待渡图”:一江修水,横在县城边,城郭房舍,倒映在清清江水里,见其幽;渡船要教人唤,则行人稀少,见其静。读者通过这幅幽静的画面,可以看到立马踟蹰的江州司马待渡在水边。
下文陡然接个“忽似”,领起三、四句,又推出另一幅似是而非的“待渡图”。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依然是一条江水,但这儿是渭水;依然是一个渡口,但这儿是蔡渡。所相似的地方,是微风吹拂着岸边的青草,如银似雪的细沙铺满滩头;而毛毛细雨,把画面渲染得一片迷蒙。无限往事,涌上诗人的心头;无限归思,交织在这两幅既相似又不相同的画图里。“草风沙雨”,色调凄迷,衬托出诗人幽独凄怆的心境。这种出言平淡而造境含蓄深远的诗风,正是白居易的独特风格。
绝句规律,要转得出,结得好。第三句“忽似”一转,立见感情跳跃,从而导出了无限风情的第四句。这个“忽似”,妙在凌空而来,触景而及,推出了新的境界。而这种突然而来的新境界,又正说明诗人经常想着渭村。诗人经常梦魂萦绕,才产生了这突然的联想,让读者于无声处感受到他的所思所想。明代钟惺在《唐诗归》里赞许白居易的诗说:“看古人轻快诗,当另察其精神静深处……此乃白诗所由出,与其所以传之本也。”这诗从“轻快”中取得“静深”之妙,就靠巧妙的转句得到。
这首诗前两句写等待渡河的场景,描绘出一幅“待渡图”。后两句写自己产生的联想,推出内心隐藏的思乡之情。这首诗出言平淡而造境含蓄深远。
这是一首登高抒怀之词。全词由词人登上黄鹤楼所见之景发端,追忆了昔日汴京城的繁华,再回到眼前讲述战乱频繁、生灵涂炭的情景,最后怀想来日得胜后的欢乐之情,抒发了词人对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和光复中原的强烈愿望。
这首壮词采用散文化写法,可分四段,层次分明。
从篇首到“蓬壶殿里笙歌作”为第一段。写在黄鹤楼之上遥望北方失地,引起对故国往昔“繁华”的回忆。“想当年”三字点目。“花遮柳护”四句极其简洁地写出北宋汴京宫苑之风月繁荣。万岁山亦名艮岳。据《宋史·地理志·京城》记载,徽宗政和七年始筑,积土为假山,山周十余里,堂馆池亭极多,建制精巧(蓬壶是其中一堂名),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此,专供皇室游玩。“珠翠绕”、“笙歌作”,极写歌舞升平的壮观景象。
第二段以“到而今”三字提起(回应“想当年”),直到下片“千村寥落”句止。写北方遍布铁蹄的占领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惨痛情景。与上段歌舞升平的景象强烈对比。“铁蹄满郊畿,风尘恶”二句,花柳楼阁、珠歌翠舞一扫而空,惊心动魄。过片处是两组自成问答的短句:“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战士浴血奋战,却伤于锋刃,百姓饥寒交迫,无辜被戮,却死无葬身之地。作者恨不得立即统兵北上解民于水火之中。“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这远非“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新亭悲泣,而言下正有王导“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之猛志。所以紧接二句就写到作者心中宿愿——率领劲旅,直渡黄河,肃清金人,复我河山。这两句引用《汉书》终军请缨典故,浑成无迹。“何日”云云,正见出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最后三句,作者乐观地想象胜利后的欢乐。眼前他虽然登黄鹤楼,作“汉阳游”,但心情是无法宁静的。或许他会暗诵“昔人已乘黄鹤去”的名篇而无限感慨。不过,待到得胜归来,“再续汉阳游”时,一切都会改变,那种快乐,唯恐只有骑鹤的神仙才可体会呢!词的末句“骑黄鹤”三字兼顾现实,深扣题面。
在南北宋之交,词起了一次风格化的变化,明快豪放取代了婉约深曲,这种艺术上的转变根源却在于内容,在于爱国主义成为词的时代性主题。当时写作豪放词的作家,多是主战派人士,包括若干抗金将领,其中也有岳飞,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的。这首《满江红》即以文法入词,从“想当年”、“到而今”、“何日”说到“待归来”,严格遵循时间顺序,结构层次分明,语言洗练明快,已具豪放词的一般特点。
上片连用“霏霏”叠字,强调风雨如晦,气候极其恶劣。一团团的残雪无情地堆积到梅花枝上,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虽然明知冬天不会太久了,残冬一过,春天就要来临。但眼前这种烟雨、雪压霜欺的景象,直叫人怀疑春天还会有么?不言而喻,这恶劣的自然气候正是暗喻吴淑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是蒙受种种冤屈的弱女子所感受到的黑暗社会对她的重压。她从心底发出“春从何处回”的呼喊,渴望春天快快降临,渴望洗刷蒙受的不白之冤。
下片憧憬获得自由后的美好情景:那时冰雪消融了,一簇簇,一朵朵的梅花从睡梦中醒来,绽开了绯红的醉眼。月亮出来了,梅枝在月光下疏影横斜,暗香浮动,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境界呵!然而,这种境界并不存在,现实仍然是昏暗冷酷,所以“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是以设问句提出的,这就与上片设问承接起来,并更进一步强烈地表达了渴望自由的心情。最后以“从教塞管催”作结,意思是:既然无情雪堆积在梅枝上,梅花无法展现她的美丽,就任笛曲吹吧!吹得梅花纷纷飘落也毫不怜惜(古有《落梅花》笛曲。)李白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孙舣《落梅词》:“一声羌管吹鸣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既然一切诬告不实之词象脏水一样往我身上泼来,我的冰清玉洁被玷污了,形象被歪曲了,就让脏水继续泼吧,直至我窒息、消亡!这是出自愤愤不平的呼喊。
这是一首优美动人的小词,正象婷婷玉梅那样,天然、淡雅,给人以冰清玉洁之感,而又风流蕴藉,情致缠绵。也象羌笛声那样,哀怨、悠扬,余音娟,不绝如缕。构思极巧,是咏雪?还是咏梅?亦此亦彼,浑然莫辨。出自步性的锦心绣口,倍觉细腻、灵巧。笔笔写景同时又曲曲传情,化实为虚,终不许一语道破。作者的真实感情隐藏在霏霏烟雾、纷纷雪片背后,让读者去玩味。小词的语言也清新而纯净,声调和美。即如开头三句;叠字“霏霏”,又复沓一次, “雪”宇也以“顶针”的形式重叠,造成轻快的节奏,如同小儿女的窃窃私语,又如哺晡梦呓,与词的内容十分协调。 “堆"字下得新颖而贴切,形象感强,完全是从口语中提炼出,绝无文人笔下的书卷气。这种天籁之趣,十分难得。
此诗是《九章》的第一篇,作者叙述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末,和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基本内容与《离骚》前半篇大致相似:故有“小离骚”之称。
关于“惜诵”二字,历来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说:“惜,贪也;诵,论也。”“言己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论之于心,诵之于口,至于身以疲病,而不能忘。”洪兴祖《楚辞补注》说:“惜诵者,惜其君而诵之也。”朱熹《楚辞集注》说:“惜者,爱而有忍之意。诵,言也。”“言始者爱惜其言,忍而不发,以致极有忧愍之心。”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惜,爱也。诵,诵读古训以致谏也。”林云铭《楚辞灯》说:“惜,痛也,即《惜往日》之惜。不在位而犹进谏,比之蒙诵,故曰诵。”“言痛己因进谏而遇罚,自致其忧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惜,痛也。诵,公言之也。”戴震《屈原赋注》说:“诵者,言前事之称。惜诵,悼惜而诵言之也。”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赞同林云铭的说法。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则认为“《惜诵》是喜欢谏诤的意思”,释“惜”为爱好,以“诵”为谏诤。自王逸以来的各家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的成分。按此篇与《离骚》意旨相近,当是受谗被疏之后的作品。因此,篇名之“惜”字以戴震的解释为近,而“诵”字,则以林云铭等人的说法为好,合起来解释,“惜诵”就是以痛惜的心情,来称述自己因直言进谏而遭谗被疏之事。
全篇可划分为五段。从开头至“命咎繇使听直”为第一段,讲述自己写此篇作品的起因,那是因为有人在楚王面前进了谗言,说自己不忠于楚国及其国君,楚王乃发雷霆之怒,疏远了屈原,屈原愤懑之极,不禁对天发誓:我对楚王是一片忠诚,天地鬼神可鉴。屈原还设想召来五方天帝、日月星辰、山川神祇和古代正直的法官,组成一个公正的法庭,来听取自己的申诉,并作出公正的评判。
接下来是申诉的开始,从“竭忠诚以事君兮”至“有招祸之道也”十六句为第二段,这一节是诉讼的正辞,意在阐明两个问题:一是自己竭诚事君,专心无二;二是自己日月可鉴的一片忠心却成了“招祸之道”。“竭忠诚”二句,是屈原说自己忠而被谤,以致被疏而离群独处的事实。“忘儇媚”二句言自己被谗谤的原因,此实望君之参验而考实。“言与行其可迹兮”四句,承上文之意,申说参验考实是可以办到的,为提出申诉作引。“壹心而不豫兮”四句申述自己言行的动机,一切皆是为楚王着想,并无他意,但却因此招祸。
“思君其莫我忠兮”至“中闷瞀之忳忳”为第三段,述自己心情的忧苦。“思君”四句进一步说明自己是“先君而后身”,从未把宠辱放在心上,暗示既不与小人比周,也不会对君王产生二心。“忠何罪”四句意谓遇罚倒不在乎,只是自己这样的结果会为国人所笑,紧承上文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愤懑心情。“纷逢尤”四句由“逢尤”“离谤”过渡到欲白于君。“忳郁邑余侘傺兮”四句紧承“莫之白”而申言之。“退静默”四句意为:退而静默不言,恐无人知道自己的苦心;进而大声疾呼,又怕无人会听。该段着重写自己陈志无路的心情,即“发愤以抒情”也。在上段中说“相臣莫若君”,此段进而写君王“荃不察余之中情”(《离骚》)。君既不知,只好“指苍天以为正”,只好寻厉神而占卜之,自然转入下文。
从“昔余梦登天兮”至“鮌功用而不就”为第四段,为占梦者对屈原的劝告,与《离骚》女媭一节,大意略同。“昔余梦”四句托为游仙,引入下文。“终危独”句为屈原问语:“我又问:是否要遭受疏远?”从“曰:君可思而不可恃”至“鮌功用而不就”为厉神的答语。“君不思”至“犹有曩之态也”为第一层意思,厉神指出屈原有目的而无道路,劝屈原放弃忠君,认为如果照“曩之态”那无疑是“欲登天而释阶”,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接着“众骇遽”四句言楚王发怒后,本来同道的那些人都已离心背德,弃之而去。最后“晋申生”四句采用了二个比喻,说明孝子忠臣被说成不忠、不孝,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吾闻作忠以造怨兮”至最后为第五段,写屈原找厉神占梦以后的感想。楚国人观点如此,君王对自己的态度如此,留是不可能的,去,却又不忍,那只有洁身自保而已。“吾闻”四句,朱熹《楚辞集注》析曰:“人九折臂,更历方药,乃成良医,故吾于今,乃知作忠造怨之语,为诚然也。”所用比喻简明恰当。“矰弋机”四句,言诗人遭谗被疏,如有矰弋在侧,竟无容身之地,真是左右为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欲儃佪”八句表明屈原为自己设想了三条出路:一是儃佪,即逗留、等待,但这样唯恐再遭忧患;二是高飞远集,即远适他国,但不能确定到底去哪个国家;三是“横奔而失路”,即朱熹说的“妄行失道”或陈第说的“违道妄作”(《屈宋古音义》),就是与坏人们同流合污。但这三条路,选择任何一条都是十分不理想的,这使诗人“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这三条路都是不好走的呀,考虑再三的结果,还是另选其他的道路。“檮木兰以矫蕙兮”八句,用比喻之意,说自己还是保持自己美好的品德,远离这复杂肮脏的社会,块然独处。
此篇在艺术上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首先,全篇洋溢着非常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发挥了丰富的想像力,虚构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虚幻的法庭,它由五方天帝、山川诸神、古代好法官共同组成。让他们来听取自己极度苦闷的倾诉,又虚构了一个厉神,让他在占梦时作答,如同女媭一样,给屈原以劝告和回答。这样的写法,使此篇诗作出现了一幅虚无飘渺的景象,起到了令人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
其次,此篇诗作以十分细腻的笔调描摹了抒情主人公的意志活动和感情冲突。诗歌从对天发誓,写到进退维谷、百口莫辩的困境,登天占梦的幻境以及“檮木兰”、“播江蓠”的精神境界,处处都写得波澜起伏,回旋曲折,扣人心弦,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所叙述的不幸遭遇,不仅仅关系到他个人一身,而是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密切相联的。
再次,就是语言上的特点,此篇诗作直抒胸臆,语言真挚生动,朴素自然,尤其是“众口铄金”、“九折臂而成医”等众多民间成语的运用,通俗浅显,颇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