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深层写出岩壑的清与幽。时间集中为傍晚（前一首则为从早到晚）。暮色苍茫之间，白云映绿水，清音响幽谷，余霞散彩，宿阴遮窗。花、草、树、石相互萦绕，相互依凭。由此生发出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他独坐山斋，如东汉时期陈藩设榻款待徐孺子那般，殷勤地盼望薛道衡来此作客。但薛道衡不来，他只好鸣琴思客了。末尾二句，无穷感喟，大有非薛道衡便无人可以理解他的“无闷”（即与世无争）的情怀一般。
这组诗遣辞命句非常考究，对仗工细精巧，如“深溪横古树，空岩卧幽石。日出远岫明，鸟散空林寂”“涧户散馀彩，山窗凝宿阴。花草共萦映，树石相陵临”等句，可分明看出受到南朝诗的影响，如谢灵运、王融、吴均等人的写景作品，不难看出杨素和他们的联系，当然，杨素的诗句也有空寂旷怀的意境特色。
此诗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写出了少妇渴望爱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举案齐眉的平凡生活。此诗结构直中有婉，虚实相映；描写细腻，突出细节；运用叠词，富有情韵。
此诗叙述的是一个生活片断，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十分用心；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园林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拨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造化竟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此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此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歌词，是能够歌唱的诗句，也是《古诗十九首》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说的形式。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互易不得。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辞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南朝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这位诗人不可能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唐代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显示出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个性化的典型性。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此诗开头两句，写一道清澈的溪流，穿过桃李涵丛；而溪水边荡漾的水草和被水滋润的白芷，安逸而柔静。古代习俗，三月上巳桃涵水下时，王公以下，携眷聚于水畔洗濯，驱除不祥。这里表现的就是这个习俗，展现的是春天的力量。
三四两句，写溪流边的几户人家，落在流水里的桃李涵，又是柔美宁静的意象，表现出浓厚的早春气息，有很强的画面感。
五六两句又转换为力量和青春的意象。古代秋千是在清明、寒食节前后才有所见，而且仅仅局限于豪门贵族家的红男绿女游戏之用。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寒食之时，造大麦粥，人们常以斗鸡、蹴鞠、打秋千为娱乐。这两句在前四句写清溪桃李的背景上又添几笔不时飞上高空的秋千与皮球，使整幅画面更加充溢这清新灵动的青春活力。尤其是“过”“出”二字用得好，分别写出了少年男女游玩时的热烈气氛，使人感受到年轻人沉湎于游乐中的景象，透露出无限的羡慕之情。
最后两句意谓青春年少的人，应该每天都有开心游玩的心态，无忧无虑，不用等到清明和上巳两个节日才出去游玩，含有及时行乐的意味。
在《寒食城东即事》中，作者表达了“及时行乐”的思想，人的青春，甚至生命，都很短暂。诗人认为，如果想要在短暂的时光中去建功立业、修身齐家、做学问，终究都不牢固实在，只有抓紧时间享受快乐才是真实的。全诗描绘出美丽的早春景象，交错着青春朝气的蓬勃力量和家常安宁的闲适气息，充分体现了王维诗“诗中有画”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