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杭州灵隐寺月夜景色的诗歌。首联写了诗人初到灵隐寺的感受，秋叶入山，寒气袭人，山谷和佛寺都沐浴在白光中，冷泉叮咚，别有一番幽意。颔联写了山间的景色，月亮高悬，流水清晰，一片沉静。颈联写寺院，勾勒出灵隐寺一带的环境，一盏明灯散发微光，衬托四周的静，孤独的磬声弥漫天空。尾联写归途，诗人畏惧老虎，在山路上闻风色变。全诗写灵隐寺月夜景象、感觉，突出了山中佛寺的空幽冷寂，从而抒发了诗人孤独惆怅处境难耐的心境。写法上，以景托情，情由景生，情景交融。
首联写初到灵隐的感受。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寒”。秋夜入山，自有寒气袭人，本属正常。但寒意不仅仅来自秋气，更多的来自月光。山谷和佛寺都浸沐在白光之中，如霜似雪，如临冰界，能不寒气凛然吗？这个“寒”实际上更多是来自心理上的。第二句的描写使读者想起唐代诗人常建的名句“曲径通幽处”，作者用冷泉曲涧代替了曲径，别有一番幽意，幽与寒本来是相通的。
颔联写山间的景色。首先是月，月已升起，高悬空中，这样便看见了森然的众峰。夜间看山，有一种异样感受，一切都是陌生化的，既觉得有某种亲切之感，又觉得十分遥远，恍如梦境。一切都是月光的温柔和朦胧造成。然后是声音，流水之声分外的清晰，能听到冲刷落叶的音响，可见众响都消歇了，写泉流之声也就写出了山间的幽静，静得让人惊奇，让人超然神远。
颈联写寺院。勾勒过灵隐一带的环境，寺院的存在就别有意味了佛寺与整个山间的气氛恰好相通，它没有归于沉寂。一盏长明灯发着微光，衬现出它四周的静，孤独的击磬声弥漫在夜中，清音袅袅，愈觉空阔，也许这就是佛家的境界吧。禅宗将其妙义真谛比之为灯，喻其能照亮人心，有“心灯”“传灯”之说。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诗人不由产生万念俱空之感，王士禛所谓的诗可悟禅，就是指的这种体验吧。诗人所写的这种境界美则极美，不免过于孤深。寒意又上来了。
尾联写归途，完成了夜游的全程。诗人畏虎是有根据的，灵隐一带古代有异虎出没，故又称虎林。想到这一点，在山路上不觉毛骨悚然，闻风而色变。虎其实早已匿迹了，诗人写畏虎实际上表现了夜游后的一种感受。作者毕竟是个凡心未泯的人，清冷的月夜，孤峭的山门，毕竟不比家居灯下的温馨，他不觉生出畏惧孤寂的感觉，归心油然升起，不可遏制，“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全诗一直寒到了最后。
赵孟頫想纳妾作了首小词给妻子示意，管氏作《我侬词》以答复。她把他们夫妻巧妙比喻成泥人，向丈夫表达了白头偕老的愿望，而这些都是小妾所不能给予的，夫妻双方都要对彼此忠贞负责任。此诗用喻新警，用词婉转，而字里行间暗藏机锋，透出铿锵英气，绵里藏针。
《我侬词》用喻新警，把夫妻关系比喻作泥人。从两个人复杂的制作过程：捏塑、打破、调和、再塑，读者可以想象夫妇俩情感的深厚，已经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分彼此、无法离弃的地步。此诗虽然用词设喻十分巧妙婉转，却态度鲜明，字里行间暗藏机锋，透出铿锵英气，绵里藏针。特别是末句“与尔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表达了诗人对爱情排他性的誓死坚持。
《我侬词》虽然题名是“词”，行文却更像元曲的白话朴质。“尔依我侬”是湖州方言，是管道昇的家乡话。它以情诗的形式，以朴实直白的语言，表达了夫妻情爱的亲密无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水乳交融难分的关系。捏塑、打破、调和、再塑这些用词表达的是只有结发夫妻オ能做到的同患难共甘苦。这些都是小妾所不能给予的，小妾是做不到也不能与丈夫一起承受的。因此夫妻双方都要对彼此忠贞负责。
词中的语句通俗易懂，委婉恰当的表达出她反对丈夫纳妾的态度。最一后句“我与尔生同一个衾，死同个椁”，表达的是她希望能与丈夫生死相依白头偕老的共度一生，也表达出夫妻双方要为家庭互守忠诚，是家庭责任感的体现。管道昇没有明确反对丈夫纳要而是通过写诗词的形式対丈夫的深情呼唤来感动丈夫。此诗感情真挚而热烈，却又不失温柔敦厚之旨；形象鲜明，不落半点俗套。诗又全用白话写成，不受传统诗词格律的拘束，读来很像现代人的诗作。
据说，赵孟頫看了这首诗之后大受感动，深深感到内疚，最终改变了纳妾的想法，夫妻复又恩爱如初。管道昇把他们夫妻巧妙比喻成泥人，“捻”“塑”“打破”用来形容夫妻关系，向丈夫表达了白头偕老的愿望，可谓是机智巧妙地用真情来挽救了这段婚姻。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