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齐国的国君齐宣王爱好音乐,尤其喜欢听吹竽,手下有不到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齐宣王喜欢热闹,爱摆排场,总想在人前显示做国君的威严,所以每次听吹竽的时候,总是叫这不到300个人在一起合奏给他听。
有个姓南郭的人听说齐宣王喜欢听合奏,觉得有机可乘,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跑到齐宣王那里去,吹嘘自己说:“大王啊,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也会合着节拍摆动,我愿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齐宣王听得高兴,很爽快地收下了他,把他也编进那支300人的吹竽队中。
这以后,南郭处士就随那300人一块儿合奏给齐宣王听,和大家一样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心里极为得意。
其实南郭处士他压根儿就不会吹竽。每逢演奏的时候,南郭处士就捧着竽混在队伍中,人家摇晃身体他也摇晃身体,人家摆头他也摆头,脸上装出一副动情忘我的样子,看上去比别人吹奏得更投入。南郭处士就这样靠着蒙骗混过了一天又一天,不劳而获地白拿丰厚的薪水。
但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爱听竽合奏的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湣(mǐn)王继承了王位。齐湣王也爱听吹竽,但他喜欢听独奏。于是齐湣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要这300个人轮流来吹竽给他欣赏。南郭处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想来想去,觉得这次再也混不过去了,只好连夜收拾行李逃走了。
像南郭处士这样不学无术靠蒙骗混饭吃的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假的就是假的,最终会因逃不过实践的检验而被揭穿伪装。我们想要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奋学习,只有练就一身真本领,才能抵挡住一切困难、挫折和考验。
这首抒情诗抓住了人生片断中富有戏剧性的一刹那,用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就使人物、场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诗歌在语言上平白如话。从字面上看一览无余,是一个女子同一个男子江上偶遇的对话。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共同认同的美好的情感——深深的眷念家乡的感情让它获得了流传至今的生命力。
在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一个舟行女子只因听到乡音,觉得可能是同乡,便全然不顾忌封建礼教的拘束而停舟相问,可见其心情的急切。而迫不及待地自报家门,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她盼望见到同乡的喜出望外的心情。这是因为乡音让她感到亲切,乡音让她产生要见到家乡亲人的冲动。这一切都缘于对家乡的爱恋。
男子的答话是“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话虽是出自男子之口,却是对俩人共同的飘泊生涯的叹息,是长年流落在外的无奈。这叹息也是缘于对家乡的爱恋。
诗人捕捉住一个生活场景,用白描手法抒写人们热爱家乡的情感,既含蓄又生动,饶有生活趣味。
这组曲子由两首小令曲组成。下面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先生对这组曲的赏析。
令曲与传统诗词中的绝句与令词,有韵味相近者,有韵味全殊者。这两首怀古的令曲,前一首便与诗词相近,后一首则与诗词相远。
第一首曲子开头先用三个典故。一是秦始皇在骊山建阿房宫行乐,二是西晋富豪石崇筑金谷园行乐,三是隋炀帝沿运河南巡江都游乐。这三个典故都是穷奢极欲而不免败亡的典型。但这组仅仅典出事情的发端而不说其结局。“不堪回首”四字约略寓慨,遂结以景语:“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这是诗词中常用的以“兴”终篇的写法,同时,春意阑珊的凄清景象和前三句所写的繁华盛事形成鲜明对照,一热一冷,一兴一衰,一有一无,一乐一哀,真可兴发无限感慨。这与刘禹锡的七绝《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首曲子的长短参差,奇偶间出,更近于令词。不过,一开篇就是鼎足对的形式,所列三事不在一时、不在一地且不必关联(但相类属),这是它与向来的“登临”怀古诗词有所不同之处。
相比较而言,第二首更有新意。这首在手法上似乎与前首相同,也是列举三事:一是霸王别姬的故事,二是吴蜀破曹的故事,三是班超从戎的故事。看起来这些事彼此毫无逻辑联系,拼凑不伦。然而紧接两句却是“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说到了世世代代做牛做马做牺牲的普通老百姓,可见前三句所写的也有共通的内容。那便是英雄美人或轰烈或哀艳的事迹,多见于载籍,但遍翻二十四史,根本就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地位。这一来,作者揭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即不管哪个封建朝代,民生疾苦更甚于末路穷途的英雄美人。在这种对比上,最后激发直呼的“读书人一声长叹”,也就惊心动魄了。这个结尾句意义深刻且耐人回味。“读书人”可泛指当时有文化的人,也可特指作者本人,他含蓄地要表达这样的含义:其一,用文化人的口吻去感慨历史与现实,寄寓着丰富的感情,有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叹惋,有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责难,有对“争强争弱,天丧天亡,都一枕梦黄梁”的感伤。其二,用文化人的思想眼光去理解看待历史与现实,能加深作品的思想深度,显得真实准确。最后的“叹”字含义丰富,一是叹国家遭难,二是叹百姓遭殃,三是叹读书人无可奈何。在语言风格上,此曲与前曲的偏于典雅不同,更多运用口语乃至俗语,尤其是最后一句的写法,更是传统诗词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种将用典用事的修辞,与俚俗的语言结合,便形成一种所谓的“蒜酪味儿”和“蛤蜊风致”,去诗词韵味远甚。两首相比,这一首是更为本色的元曲小令。
这两首怀古元曲,在内容上极富于人民性,无论是抨击社会现实,还是审视历史,都称得上是佳作。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