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
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岭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
此词纯用民歌形式,上下片均以“长相思”迭起,上片言只有相见才得终了相思之情;下片言由于不得相见,相思之情无处诉说,以浅情人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情反衬自己一往而情深。词的上片,一气流出,情溢乎辞,不加修饰。“若问”两句,自问自答,痴人痴语。要说“相见”是解决“相思”的唯一办法,这纯是痴语,痴心,可是,小晏却认认真真地把它说了出来,正是如黄庭坚《小山词序》所云“其痴亦自绝人”。
结句非同凡响,抒写了比相思不相见更大的悲哀。“说似谁”,犹言说与谁、向谁说。纵使把相思之情说了出来,那浅情的人儿终是不能体会。浅情是深情的对面,多情的小晏却总是碰到那样的人,可是,当那人交暂情浅,别后又杳无音信,辜负了自己的刻骨相思时,词人依然是一往情深,不疑不恨,只是独自伤心而已。下片四句,以“浅情人”反衬小晏相思苦恋之情,无奈和遗憾。
此词为作者词中别调,语极浅近,情极深挚,在朴直中自饶婉曲之致,缠绵往复,姿态多变,回肠荡气,音节尤美。用对比的手法突出词人用情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