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日处州禁竞渡》，主要是面对赛龙舟的情景，而生出对屈原的怀念。
汤显祖此诗写禁止竞渡，别具一格。但是，需要强调，汤显祖对屈原不是不尊敬。汤显祖歌咏屈原的诗句很多，其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据载，竞渡起于唐代，至宋代已相当盛行，明清时其风气更加强劲，从竞渡的准备到结束，历时一月，龙舟最长的十一丈，最短的也有七丈五，船上用各色绸绢装饰一新，划船选手从各地渔家挑选。汤显祖认为，这样的场面过于豪华，因此诗中加以表露。从诗中可见：一个清廉的地方父母官，是何等爱护百姓的人力财力。
这首词题旨在次句“爱梅”二字。故全篇将人与梅层层夹写，写出梅之幽姿逸韵，及词人对梅江的钟情留连，也就展示了作者的情趣和人格。
起句：“老去惜江心已懒”，用笔逆入，以扫为生。次句“爱梅犹绕江村”，“犹”字与“已”字相对，突出梅江与众卉之不同。年齿老大，无意赏江，乃人情之常，然而不能忘情者，唯梅而已。陆游咏梅词云“幽姿不入少年场”，把少年繁华与烂漫江事并提，可见烈士暮年，偏赏梅江，有同嗜焉。下三句写所见梅江。“一枝先破玉溪春”，言眼前梅江一枝斜出，打破了春色闭锁的局面，透露了春之消息。“玉溪”，写出溪水清澈，有碧玉之色，水流垮琮，亦有溅玉之声。“更无”两句，仍以梅江与一般江卉对比来写。众江开时，姹紫嫣红，千娇百媚，招蜂引蝶。所谓“江态度”，乃娇媚俗艳之品。自来审美鉴赏中，有冰清玉洁、骨冷神清、风清骨峻等语，所谓“雪精神”，即包含清、冷、峻、洁多种审美因素。“江态度”与“雪精神”之别，实为雅俗之辨，志士与庸人之分。
上片写梅之高洁可爱，下片写词人对梅江的钟情留连。过片承“爱梅犹绕江村”句，谓寻梅直至溪山深处。“胜向空山餐秀色”，隐用前人诗句。晋陆机《日出东南隅行》诗：“鲜肤一向润，秀色若可餐。”杜甫《佳人》诗：“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此句是说梅江比佳人秀色更可爱。这两句意谓：我最爱到这山水幽静处，饱餐梅之秀色，为它写下新诗佳句，沉吟细品，觉沆瀣生牙颊间。“竹根流水带溪云”，是写梅之周围景物，也是词人醉卧之境。宋人咏梅，往往以水云萦拂，以幽篁相伴，其他俗艳之物，皆不得滥入。结尾两句，见词人之忘情。醉来与梅江晤对，惬意舒心，留连忘返。卧枕竹根，仰观流云，耳边溪水溅溅，梅江清香沁人，人间是非，一时净尽。可以说，这既是一首咏梅词，也是一首记游词。词人乘兴而来，踏月而归，一日清赏，可抵十年尘梦。而空山寒梅，得此人相对，亦可免寂寞矣。
旧体诗、词大体上有齐言与长短句之别。但词中也有少数齐言者，这首词基本上一句一意，句子间不免省略叙写与过渡的词语，出现若干空白。这就需要比勘揣摹，发挥联想，方能对词意有充分的体味。
此词的题材是最常见的暮春思妇之闺怨。但用《三字令》这一特殊词调，在表现上显得格外别致。
“春欲尽，日迟迟，牡丹时。”三句，是说暮春的白昼一日长似一日，正是牡丹花开的时候。遣词上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和白居易“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买花》）等诗句。然而此词的女主人公在这样绵长的春日，却无心参加赏花士女之行列，独自闷闷在家。“罗幌卷，翠帘垂。”就表现出这样的意态，同时词意就自然由外景描写转入闺房之内。一“卷”一“垂”，又正好暗示女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她深锁春光而犯愁，原来她正看这一封信——彩笺书，流着泪。从“两心知”一句看，这信与其是她自己写就的情书，无宁看作是远方寄来的尺素。否则，便应是“忆君君不知”了。然而，书来正意味着人不来。那人一去或许经年，须知“红粉”楼中正计日。
过片紧承此意，“人不在”三字，形容女子的孤单；“燕空归”，似乎暗示来信徒增幽怨，又有以双飞燕反衬孤独处境之意。想必来信中有许多托词，但不能改变一个铁的事实：“负佳期”。想当初离别，必有盟誓“两心知”。而到今日，又苦留后约将人误。这里词语虽简单，怨思却甚深。“香烬落”，极见境之清寥；“枕函欹”，又极见人之无聊。此时心情，知之者其唯“枕函”乎！以下写景，又由室内推移室外，时间已由上片的白昼推移到夜晚。“月分明，花澹薄”，这是花好月圆之夜。花的“澹薄”是沐浴月光之故。但这花好月圆，却不能慰藉孤栖者的愁怀，反而徒增感伤。以景写哀，倍增其哀。同一美好之花、月，分形以“澹薄”、“分明”的对比词语，拨换字面，颇增情致。
这词在歌筳演唱该是很富情味的。它出句短促而整齐，断而不见、乱，真有明珠走盘之清脆感、节奏感。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