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一二句叙写作者乘车在下山的路中穿行,回头看抛在身后的峰峦已入莽苍。三四句写诗人还沉浸在对莫干山盘旋陡峭的山势的回味之中时,回程的路不知不觉地走完了。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这是写毛泽东乘车归途回望莫干山。翻身跳进汽车里,回头看大大小小的山峰,已隐人到迷茫不清的草色中。诗人和随同人员,由莫干山的主峰塔山下来,很快地上了汽车,这时汽车已经发动。“翻身复进”即转身跃入,表现了乘车人动作敏捷,状写了上车的动作快而有力,说明心情欢愉,游兴未尽,不但体力未减,而且有所增强。杜甫《哀江头》有:“翻身向天仰射去,一笑正坠双飞翼。”毛泽东将手稿中的“复入”改为“复进”,避免与下旬中的“入”字重复。诗人将可坐七人的轿车称为“七人房”,通俗而幽默。“翻身复进七人房”一句,揭示了诗人动作轻快、心情欢愉的情状。“回首峰峦入莽苍”,轿车急驰,回头看时,莫干山的峰峦已进入苍茫的野色之中,越来越辨认不清了,形象而真切。从乘车下山,到“回首峰峦入莽苍”,对时空转换与行车速度,诗人只用“回首”二字,刻画出对名山胜境未了的兴致。诗人用“峰峦”来代指莫干山,很恰当。“莽苍”,古人多用于迷濛不清、空旷无际的田野之色,诗人用于山色也很贴切。因为那里“百道泉源飞瀑布”,青竹野树翠无边,云生雾绕,远远望去,只能是迷茫一片,同广阔无边的田野浑然一体。
次句接写下山途中,车窗外的青峰翠峦随窗内视点的飞速移动和空间角度的不断变化,由大而小,由近而远,由高而低,以至于迷迷蒙蒙,时隐时现,若有若无。这一句采用的是兼语句式,“峰峦”既是“回首”的宾语,又兼“入苍莽”的主语。北宋陈抟《归隐》诗曰:“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写的是梦境。“回首峰峦入莽苍”与“回首青山入梦频”句式相近,却写的是实景。“回首”照应开头的“翻身”,表现出诗人对名山胜境的顾眄留恋和未了的兴致。“峰峦入莽苍”与“山色有无中”(唐王维《汉江临泛》)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入”字,将静态的景物动态化,极为传神。
莫干山与杭州城的空间直距近百里,以路程计,当不止此数,行车决非片刻能到。但诗的艺术时空,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晋陆机《文赋》)。如果说“回首”句是以急速变化的空间景象表现飞逝而去的时间意象的话,那么结尾两句则是采用时空变形的艺术手段,化时辰为瞬间,缩百里为咫尺,写出独特的审美感受。
“四十八盘”显示的是峰回路转、弯曲盘旋的空间意象,“才走过”却有着急遽发展的时间节奏。上一句的那个“入”字表现为一个过程,“入莽苍”当在车离山道之后。而“回首”则是一路不断地向后瞻望,全神贯注地目送“峰峦”远去。待到山色终于融入一片苍莽之中,这时转过脸来,才发现不知不觉中轿车已履平地,这便是“才走过”云云的心理依据。从山上到山下,诗人感觉到的只是顷刻间的一驰而过,于是原有的空间被极大地压缩了。作者的《七律·登庐山》的开头两句“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在展现雄伟壮阔的空间景象的同时,着一时间速率极快的“跃”字,一下子将庐山上下的空间距离缩小,生动地表现出诗人的豪情。“四十八盘才走过”的“走”字,是飞奔之意,与“跃”字有相同的艺术功能,又和下一句的“风驰”同义。而结尾句如果没有“风驰”二字过渡,就会使人产生莫干山下即“钱塘”的错觉。其实“四十八盘”只是归程的一小段,离杭州尚有百里之遥,但作者却以风驰电掣、其疾如飞的车轮转动,形象地表现了时光的高速,压缩了出发点与目的地之间巨大的空间距离。“已”回应上句的“才”,构成两句间的顺承关系。“又”则点明“到钱塘”并非初次,暗示了由杭州去莫干山,再由莫干山返回杭州的来去行踪,具有极强的概括力。
这首诗主要的艺术特色:风格轻快。体现在归途人的心情与动作的轻快上。上汽车的动作“翻身跃入”,体轻敏捷,干净利落,“跃”字传神,显得老当益壮,非常活跃。在回首山色时,看到的是“入莽苍”,反衬出汽车远离莫干山以及行驶之快,一个“又”字,更加突出车速之快,又表现了作者心情的轻快。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走过“千里”之程,诗人完全沉浸在轻松快乐之中,显得轻舟的神速。两者都体现了一个“快”字,表现的是一个“松”的心境。所不同的是,一个在陆上,一个在水上;一个坐车,一个乘船;一个“回首”,一个“旁观”。
全诗即景抒情,诗句轻快,语言明白如话,诗趣意兴盎然。诗人此次游兴极好,心境闲适,以致慨叹时光走得太快了。
诗以议论发端。开始两句说,要论山水的优美,襄阳远远胜过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会稽是古代越国的都城,以山水秀丽著称。孟浩然刚从越地而归,拿襄阳山水与会稽比较,是很自然的。前二句传达出山是故乡美的热爱故乡之情。笔锋一转,诗人的笔落在望楚山上。孟浩然喜爱游览,一生踏遍了襄阳的山山水水,这座望楚山却一直没有登览过。写未登望楚山,是为了下文写登望楚山。这样写是突出望楚山在诗人心中的地位。
五六句写远望望楚山。望楚山的石崖像刀劈那样陡峭,周围的山都伏在望楚山脚下。诗前句用比喻,后句用比较,表现望楚山的陡和高。七句到十句写登望楚山。在晴朗的天气里登上望楚山,极目远眺,一直看到天的尽头。从看得远写望楚山的高,这是从虚处落笔,让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后两句再从实处写。极目南望,巨大的云梦泽只有巴掌大小,而桃花源隐在迷迷蒙蒙的花中。云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湖泊,横于大江南北,方圆九百里。武陵在今湖南常德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襄阳是今天湖北襄樊市,即使望得再远,也不可能望见湖南的梦泽和桃源,而且沧桑变换,唐时云梦已大多成为陆地,名存实亡。诗利用视觉的近大远小,把千里大的云梦缩成巴掌大小,把本来不可见的桃花源写得隐约可见,正是通过想象与夸张,渲染望楚山之高。一般诗写山高都是尽力夸张山如何高耸入云,而这里将云梦武陵缩小,作为望楚山的陪衬,不落窠臼,别有意趣。这样,诗在表现望楚山高的同时,也表现出诗人的高远博大的胸襟。这两句诗文辞优美,诗意盎然。
入夜,诗人才下山回家,足见诗人游兴之高,足见望楚山之令人流连忘返。接着诗人又由下山宕开,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月夜山溪图:骏马踏着银色的月光,从山上奔驰而下;月儿透过薛萝映在深深的溪流上,宛如沉璧。
诗以描写望楚山的高峻和登山的所见,描绘襄阳的江山形胜之美。诗格调冲淡,就中又“文采丰葺”(殷璠《河岳英灵集》),显出似淡实腴,“采秀内映”(《河岳英灵集》)的特色。
苏轼此诗,谆谆嘱咐,劝勉有加,壮爱国之行色,见兄弟之亲情。
首联点题,写兄弟宦游四海,天各一方,已是常事,这次也不会因远别而悲伤落泪。苏轼兄弟情谊颇深,苏辙23岁前与兄住在一起,未曾一日分离。23岁进入仕途,从此宦游四方,会少离多。尽管如此,他们仍息息相关。苏轼一生屡遭贬谪,苏辙受累不怨。在“乌台诗案”中,苏辙宁肯舍弃官帽以营救其兄,感人至深。故《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辙此去,虽为远别,但暂作分离,一向乐观旷达的苏轼自然不作儿女之态。“那因远适更沾巾”化用王勃“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句意。
颔联劝勉。上句勉励苏辙不辞辛苦,其中的“驿骑”原指驿站快马.此代使臣;“凌风雪”写出了路途的艰辛。下句鼓励兄弟不辱使命,汉朝时匈奴自称天骄,以后用以代异族。凤是传说中的祥瑞之鸟;麟是传说中的仁德之兽,此以之代辙。既指子由之美德,更见国家之仁惠。这句是说.要让辽主认识你这仁德之国派出的使臣。既要不辱使命,更要不失大国风范。
颈联嘱咐。上句要子由身居沙漠,时时回望汴京的月亮,不要忘记故国。下句设想子由梦境,梦中的湖光山色应该是杭州的湖光山色。“时苏轼任职杭州,故有此语。
尾联望归。这里用李揆指子由,这不仅因为苏轼兄弟在当时的名位与声望,举世皆有所闻,而且以此告诫子由,出使北蕃,决不可追求盛名,须小心谨慎,安全而归。联系当时辽国每每扣押宋朝使臣的事实,苏轼的担心并非多余。用李揆故事,又以国家利益为重,实乃警精含蓄之语。
这首诗以送别为题,写出苏轼对子由出使辽国的复杂心理,一再劝勉,谆谆嘱咐,殷殷盼归。语言平实,自然流畅,属对工稳,用事精警。写寻常之题材,寄兄弟之亲情,明国家之大义,实乃苏诗中抒写爱国情怀之佳作。
这篇文章是作者写给好友的,也是一篇赠序。全文以种庄稼开篇,以穷富两种人的耕种环境、耕种方法以及收获成果作比,为下文的治学之道做了铺垫;下文则着重阐释了治学与种庄稼的联系,进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种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学习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此文以譬喻开篇,且先用“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一句提问,既起到自然引发下文,又引起特别重视。然后,生动具体地讲述了富人与穷人的两种耕作方法带来两种不同的效果。富人的地力越种越雄厚,收获丰富;穷人的地力越种越贫瘠,收获微薄;原因是富人土地而粮食有余,可以实行轮作,保全地力,形成良性循环,就能够不断发展再生产;穷人却不能做到,势必导致恶性循环,最终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是不可违抗的生产规律啊!“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文章转换便顺理成章,把物质生产的规律自然地引申到精神生产上去。用古人与今人作对比,为古代人的才能和学问大大超过一般的人,原因就跟这种庄稼的道理一样,不要急于求成,必须积以时日,勤苦修养,才能做到“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紧接着,作者再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作者又托张琥把这个意见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这篇文章写得随意自然,语言简明,譬喻有趣,道理却很深刻。种庄稼与做学问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可作者却自然而巧妙地把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有着相同的规律性,突显了比喻的通俗易懂,也使文章亲切平易。充分说明苏轼善于观察事物,善于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对农业生产了熟于胸,表现出深厚坚实的生活基础。同时,展现了苏轼高超的写作技巧和独具特色的行文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