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以铺叙手法,由登楼极目四望而生忧时伤事之慨,并把眷恋故乡、怀才不遇之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而各层自有重点,深挚的感情,徐徐道来,感人至深,真不愧名家手笔。
这篇赋主要抒写作者生逢乱世、长期客居他乡、才能不能得以施展而产生思乡、怀国之情和怀才不遇之忧,表现了作者对动乱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和平统一的希望,也倾吐了自己渴望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心情。全篇抒情意味很浓,“忧”字贯穿全篇,风格沉郁悲凉,语言流畅自然,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的代表性作品。
此赋有如下特点:一、层次清晰。全文分为三段,首段写登楼所见,次段叙怀乡之情,末段抒身世之惧,遵循主人公情绪的自然发展而来,层次极为清晰。
二、结构严谨。第一段写景中透露出“忧思”,“望”“忧” 两字,奠定了全文的抒情基调。第二段集中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沉重忧思。开头四句承上文“非吾土”抒发怀乡之情,“凭轩槛以遥望兮”中的“望”字,化景物为情思。第三段对思乡之情进一步开掘,揭示出“忧思”深层的政治内涵。情景交融。首段写异乡风光:地势开阔,山川秀美,物产富饶,以眼前乐景反衬心中哀情。末段写傍晚景色:日惨风萧,兽狂鸟倦,原野寂寥,烘托出作者内心的凄怆。前后景物描写,即景生情,寓情于景,一乐一悲,相互照应,真切的反映出作者愁绪步步加深、忧伤至极的过程。
三、语言清丽。文章用典贴切,注意与主观感情的抒发相契合。例如“瓠瓜徒悬”、“井渫莫食”等典故,都传达出作者的怀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怨愤。文章大量运用富有音乐性的修饰词语。例如“眷眷”、“惨惨”、“凄怆”、“憯恻”、“盘桓”等,音节流畅,朗朗上口。
四、主题深刻。这篇文章超越了一般的怀乡之作,揭示了深厚的政治内涵。“遭迁逝”句,概括了当时动荡的时代特征和作者悲惨不幸的遭遇;“惟日月”两句,表达了作者时不我待、急欲乘时而起的紧迫感;“冀王道” 两句,表达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急于建功立业的使命感。总之,作者通过登楼四望,抒发了浓重的故土之思,倾吐了宏图难展的悲慨,表达了建功立业的迫切愿望。
综上所述,这篇赋体貌高度精练,情思深厚丰腴,使读者自然而然地感觉其意味深永,形象感人,因此成为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杰作。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秋柳》四章是渔洋山人王士禛写于顺治十四年的组诗。顺治十四年,王士禛与众名士在济南大明湖的水面亭相会,饮酒赋诗,赏景享乐。作者在此时看见秋柳,竟也引发了无限的感伤,写出了这四首诗。诗成轰动一时,后世很多学者把这组诗誉为“神韵诗”的真正发端。
本诗为第一首,可以说是组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出色的诗歌。写秋柳的摇落憔悴,从而感叹良辰易逝,美景难留。全诗辞藻妍丽,造句修整,用曲精工,意韵含蓄,风神高华,境界优美,咏物与寓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叫人叹绝的,是全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表现出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底。因此为一时绝唱。
白下门,指今江苏南京。那是六朝的首都。后来虽还是有名的城市之一,但比起其长期作为首都的六朝时代来,当然可说是没落了。所以,在古代的诗词中,经常被用来作为抒发今昔盛衰之感的对象。
黄骢是唐太宗的爱马;此马死后,太宗命乐人作黄骢叠曲,以示悲悼。乌夜村是晋代何准隐居之地,其女儿即诞生于此,后来成为晋穆帝的皇后。诗人在此加上“梦远”二字,则意为着这样的荣华富贵之梦已永远不可重视,正如死去的骏马黄骢已永远不可复生一样。所以,诗人所感到的,并用来传给读者的,乃是彻底的,不存在的任何希望的幻灭,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幻灭。
于是,剩下来的唯一的路就只能是逃避;“莫听临风三弄笛”。也就是说,不要再听那悲衰的音乐,想那些悲哀的事情了。然而,“玉关哀怨总难论”。幻灭的哀愁是深深潜藏在心底,又逃避不了,逃避本身也不得不归于幻灭,而诗人与读者也就是只能永远沉浸于幻灭的悲哀之中。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