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一二两句都是因果句:由于“病眼”,所以“逢书不敢开”,由于“春泥”所以“谢客亦无来”。而这正是他感到寂寞的来由,“更无短计销长日”,春末时节,日并不长,然而偏偏说“长日”,大概是从《诗经》的“春日迟迟”化来。这个“长”字,有力地表明了作者的寂寞无聊。因为越是无事可做,便越感到日长,这正反映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厌恶。“短计”,即肤浅之计,“短”与“长”字相对,连个短计也还想不出来,真是无法打发这漫长的一天。
围绕栏杆行走,而且至于百回之多,这样写有点夸张,可是读者又感到真实,因为这正是绞尽脑汁想出的“短计”,他的“短计”,似平只有如此。这句话写得很具体,也很形象,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围绕着栏杆不停地打转转。
以上两句,特别是末句,质朴无华,形同口语,这正是杨诗在语言上的一个特点。
在百无聊赖中,不免思归了。作者此次寓居临安,是短暂的,没有多久,便由于“丁父忧”而回乡了。看来他很不习惯于这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
第二首“不关老去愿春迟”,暗点题目的“春尽”。春天己经过去,但他还希望春天走得慢一点。他明确表白这个愿望是“不关老去”的,究“愿春迟”的原因则是“只恨春归我未归”,这就道出了作者的积愫,也点出了题目的“旅怀”,原来是因为春已归去而自己却不能归去的缘故。“恨”字直贯“春归我未归刀。看到春归,“我未归”之恨愈甚。
“最是杨花欺客子”,又转向“杨花”杨花者,柳絮也,东风劲吹,杨花自然要飞向西去。“向人一一作西飞”,乃是春天的自然现象,然而作者却认为这是杨花的有意恼人,有意跟“客子”为难似的。杨万里江西吉州人,吉州在临安之西,杨花从临安西飞,飞向自己的故乡吉州。一个寄离临安的“客子”,而且对临安的生活又是厌倦,对西飞的杨花即既羡慕又嫉妒。
这两句的构思较之上两句尤为巧妙。周必大说:“诚斋(杨万里)大篇短章...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宋诗纪事》五十引)“春归”已令人恨,更可恨者则是“杨花”,故用“最是”二字以表达进一层的“恨”:杨花无知,何能恼人?然而它的“一一向西飞”,岂不是明明有意向人炫耀?作者把无知的杨花写成有知,把杨花由于东风而西飞的自然现象,说成是故意恼人。把西飞的杨花,涂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从而表达了作者深重的思归心情。不知道周必大的评论是否也包括作者的构思,然而这种构思是的确够得上“写人情意,曲尽其妙”的。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这首词是一怀古之作,该词通过描写塞外寒曾萧萧,衰草遍野的冷落景象,行文用词格调高远,气势豪纵,情致凄怆,透彻地抒发了世事无常、兴亡无据、古今同梦的悲慨。
“何处淬吴钩”开端即问,从中可见悲凉凄怆的情调,下面紧接着荒城“枕碧流”,映衬出当年争战之地的衰草、曾霜的萧瑟荒凉,折射出词人的迷惘与哀伤。“塞草霜曾满地秋”,道尽了秋日的萧瑟凄凉。
“霸业等闲休,越马横戈总白头”,下片从写景转入抒怀,表达了人生苦短,人间若梦的伤感。结句处的“多少英雄只废丘”,是这种哀感的点睛之语,大有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曾流人物”的情怀。
世事无常,功名虚无,词人用历史古迹的满眼苍凉来说明霸业也好,封侯也罢,最终不过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全词悲壮中又有着超越历史的时空之叹,沉郁悲慨。